当珍妮特·耶伦这位集前美联储主席与前财政部长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经济智囊”，在CNBC的镜头前直言美国当前关税政策“完全是混乱的”，并将其比作“用大锤敲打盟友与自身经济”时，这番言论绝非普通的专家吐槽，而是对美国经济政策底层逻辑紊乱的严肃预警。
作为美国经济决策体系的核心参与者，耶伦的视角既涵盖了微观层面企业与家庭的生存困境，也触及了宏观层面金融市场的根基动摇，更揭示了中美经贸博弈中美国政策选择的战略迷思。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解析耶伦警示背后的经济逻辑，理清美国关税政策的乱象与危害，不仅关乎对美国经济走向的判断，更对理解全球经贸格局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暂时豁免最高关税的消息让市场松了口气，转瞬又传来政策可能反转的信号；宣布加征的互惠关税刚引发市场震动，随即又被暂停执行，未来走向完全未知。”耶伦对美国关税政策反复无常的描述，精准勾勒出当前美国经贸政策的核心特征——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非偶然的政策微调，而是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混乱环境”，将普通家庭与企业推向无所适从的境地。
从企业经营的微观视角来看，关税政策的摇摆直接摧毁了市场主体的预期稳定性。对于一家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制造企业而言，下个月的原材料成本是否会因关税加征而暴涨，是决定其是否扩大生产、增加投资的核心变量。当这个变量完全陷入不可预测的状态时，“以静制动”就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缩减投资规模、推迟扩产计划、减少研发投入，甚至通过裁员降本以应对潜在风险。
这种集体性的“投资瘫痪”，正是耶伦所担忧的政策恶果。美国商会2024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68%的受访企业表示，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其投资决策的最大障碍，超过40%的企业已暂停或取消了原本计划的扩产项目。
对普通家庭而言，关税政策的混乱则直接转化为生活成本的“隐形压力”。关税本质上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种，最终往往会通过价格传导转嫁给消费者。当企业无法判断未来进口商品的关税成本时，要么选择提前涨价以锁定利润，要么选择减少进口导致市场供给收缩，两种情况都会引发物价上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受关税政策影响较大的电子产品、家具、汽车等商品价格涨幅均超过同期CPI平均涨幅，其中汽车价格涨幅达到7.2%，较政策稳定时期高出3个百分点。
普通家庭在物价上涨预期的驱动下，不得不压缩非必要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这进一步抑制了美国经济的消费动力——要知道，消费占美国GDP的比重超过70%，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政策混乱已延伸至国际层面，损害了美国的外交信誉与经贸合作基础。耶伦坦言，她经常收到其他国家同行的咨询，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解释”美国的关税政策逻辑。在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的今天，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关税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可能引发全球产业链的连锁反应。
当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无法判断美国政策的稳定性时，要么选择减少对美依赖，要么选择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以规避风险。例如，欧盟在2023年启动了“供应链韧性计划”，明确提出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单一依赖，加强与东盟、南美国家的经贸合作；日本则通过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签署自贸协定，构建多元化的贸易伙伴体系。美国关税政策的混乱，正在亲手瓦解其主导的全球经贸合作网络。
在耶伦的分析中，美国关税政策的深层问题不仅在于执行层面的混乱，更在于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严重错位”——无论是试图通过关税减少贸易逆差，还是试图通过关税将制造业带回美国，都陷入了“目标虚妄、手段无效”的困境，最终沦为“自我伤害”的政策选择。
首先，以关税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本质上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耶伦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认为，加征关税并不是减少贸易逆差的有效办法”。这一观点并非主观判断，而是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共识。贸易逆差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当一个国家的投资需求超过储蓄供给时，就需要通过进口资本品与消费品来弥补差额，从而形成贸易逆差。
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根源在于国内储蓄率过低而投资需求相对旺盛。数据显示，美国的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于10%，而同期投资率维持在15%左右，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只能通过贸易逆差来弥补。关税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只能在短期内通过提高进口成本抑制进口，但无法改变美国储蓄率低、投资率高的结构性矛盾。
相反，关税加征可能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引发国内通胀，进而降低实际购买力，进一步抑制储蓄率；同时，其他国家的反制关税会减少美国商品的出口，反而可能扩大贸易逆差。2018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对华关税加征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18至2022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3233亿美元增至3829亿美元，同期整体贸易逆差从6277亿美元增至9481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其次，以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是脱离产业规律的“白日梦”。美国部分政客将制造业外流归咎于国际贸易竞争，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从而为本土制造业创造竞争优势。但耶伦明确指出，这种想法“不太可能真正实现”，甚至“追求所有制造业都搬回来的目标本身也值得商榷”。
制造业的布局是全球产业链分工、要素成本、技术水平、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税只是其中一个次要变量。美国制造业外流的核心原因，在于国内劳动力成本过高、土地成本高企、环保标准严格等结构性因素。例如，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超过30美元，是中国的5倍以上，是东南亚国家的10倍以上；同时，美国的土地租金、能源成本也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过关税提高进口商品成本，本土制造业也难以在价格上形成竞争优势；相反，关税加征导致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反而会增加本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全球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高度细分的产业链分工体系，美国制造业的回流需要配套的产业链支撑，而这并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例如，汽车制造业涉及零部件、电子、化工等上百个细分产业，美国即使通过关税吸引汽车组装企业回流，也无法在短期内重建完整的零部件供应链，最终只能依赖进口零部件，而关税加征导致的零部件价格上涨，反而会推高本土组装汽车的成本。
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2023年的财报显示，受关税政策影响，其本土组装汽车的零部件成本上涨了12%，导致净利润同比下降18%。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美国商务部2024年的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增长2.3%，远低于政策预期的10%，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8.5%降至8.1%，制造业回流的目标彻底落空。
关税政策的“自我伤害”还体现在对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削弱上。美国有大量企业依赖全球产业链进行生产与销售，关税加征不仅提高了其进口原材料的成本，还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反制关税，降低了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例如，美国农业是关税反制的重灾区——中国作为美国大豆的最大进口国，在美方加征关税后，将进口来源转向巴西、阿根廷等国，导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量从2017年的3200万吨降至2023年的1800万吨，降幅超过40%；美国农民因出口萎缩导致的损失超过120亿美元，不得不依赖政府补贴维持生存。
除了农业，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也深受其害——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美方关税与制裁政策的影响下，加快了自主研发的步伐，而美国高通、英特尔等企业则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2023年高通公司对华销售额同比下降21%，英特尔公司对华销售额同比下降18%。关税政策试图保护本土产业，最终却导致本土产业失去了全球最大的市场，陷入“保护越严、竞争力越弱”的恶性循环。
作为前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分析并未局限于贸易层面，而是延伸至金融市场的核心领域，指出了关税政策引发的金融风险——美国国债收益率与美元汇率的“异常背离”，预示着市场对美国经济政策与核心金融资产的信心正在动摇，这对以美国国债和美元为基石的全球金融体系而言，是更为危险的信号。
通常情况下，金融市场存在着清晰的“避险逻辑”：当市场不确定性上升时，投资者会倾向于购买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避险，推动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下降；同时，美国国债的避险属性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推高美元汇率。
但2023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反常现象——在关税政策混乱、地缘政治紧张等不确定性因素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反而持续上升，而美元汇率却同步下降。数据显示，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7%升至4.8%，同期美元指数从102降至97，这种“收益率上升与汇率下跌并存”的现象，在过去30年中仅出现过3次，且每次都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重大调整。
耶伦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一针见血：“这表明投资者可能开始回避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市场可能在质疑美国国债的安全性。”美国国债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定价基准与避险核心，其安全性的基础在于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与政策稳定性。当美国通过关税政策不断制造经济不确定性，同时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时，投资者自然会对美国国债的安全性产生疑虑。
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30%，创二战以来新高；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利息支出达到9800亿美元，超过国防支出，成为政府支出的第二大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政策引发的经济增速放缓，会进一步削弱美国政府的税收能力，加剧债务偿债压力，形成“债务增加—信心下降—收益率上升—偿债成本增加”的恶性循环。
美元汇率的同步下跌，则反映了国际资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其汇率走势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密切相关。当美国关税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盈利下降、通胀压力上升时，国际资本会选择从美国市场流出，转向经济前景更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例如，2023年以来，国际资本从美国股票市场净流出超过6000亿美元，同时从美国债券市场净流出超过4000亿美元，这些资本大部分流向了欧元区、印度、东南亚等经济增速相对稳定的市场。国际资本的流出不仅导致美元汇率下跌，还进一步推高了美国的融资成本，对企业投资和政府债务管理形成双重压力。
美国财政部的国债发行策略困境，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市场传言，现任财长可能会通过增加短期国债发行量，以避免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带来的成本压力。但耶伦明确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仅仅因为担心长期利率上涨就转而去大量发行短期国债，不是一个明智的融资策略”。
从债务管理的角度来看，大量发行短期国债虽然可以暂时降低融资成本，但会增加债务的“滚续风险”——短期国债到期后需要不断借新还旧，如果未来短期利率上升，会导致偿债成本大幅增加；同时，短期国债的流动性更强，当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时，投资者更容易抛售短期国债，引发债券市场动荡。
耶伦解释说，美国财政部长期遵循“定期、可预测、有序”的发行原则，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稳定的发行策略维持市场信心，而临时改变发行策略只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美国国债市场尚未出现“功能失调”的情况，耶伦提到的“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拍卖进行得还比较顺利”，说明市场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尚未完全崩溃。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失，而是需要美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重建市场信心。
如果关税政策的混乱持续下去，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债务压力持续上升，那么美国国债市场的“信心危机”可能会随时爆发，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已经证明，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资产出现问题时，其冲击会迅速蔓延至全球。
关税政策的混乱不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直接冲击，还将美联储推向了“抑制通胀”与“防范衰退”的两难境地。耶伦作为美联储前主席，深刻理解美联储的政策困境——关税政策一方面可能推高通胀，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另一方面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增加衰退风险，需要美联储降息刺激经济。这种“政策目标的冲突”，是美联储面临的“最困难的局面”。
首先，关税政策会通过“成本推动”机制推高通胀，给美联储的物价稳定目标带来压力。美联储的核心法定目标是“稳定物价”与“最大化就业”，其中稳定物价的具体目标是将通胀率控制在2%左右。2023年以来，美国通胀率虽然从高点回落，但截至2024年6月，核心PCE通胀率仍达到3.4%，高于2%的目标水平，通胀压力尚未完全缓解。
而关税加征会进一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通过产业链传导至终端消费品，形成“关税—进口商品涨价—国内商品涨价—通胀上升”的传导链条。耶伦以汽车为例指出，“如果这些关税不取消，很多商品的价格可能上涨，很快大家就会在汽车展厅里看到价格标签带来的震惊”。美国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显示，受关税影响，美国进口汽车价格在2023年上涨了8.5%，国产汽车因进口零部件涨价也上涨了7.2%，成为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
更危险的是，关税引发的通胀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固化”，进而引发“第二轮效应”。耶伦强调，“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胀预期以及是否会产生第二轮效应”。当消费者和企业预期未来物价会持续上涨时，工人会要求提高工资以弥补通胀损失，企业会提前涨价以锁定利润，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循环，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会使通胀从“暂时性”转变为“持续性”，大幅增加美联储抑制通胀的难度。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调查显示，2024年第二季度，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1%，较第一季度上升0.5个百分点，显示通胀预期有抬头迹象。虽然耶伦认为“普通家庭通常不是制定价格的人，通胀预期的上升不一定会自动转化为实际通胀的持续上涨”，但这种风险已经成为美联储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24年6月的议息会议上明确表示，“通胀预期的上升是需要警惕的风险，将影响货币政策的走向”。
另一方面，关税政策及其引发的不确定性会抑制经济增长，增加经济衰退的风险，给美联储的“最大化就业”目标带来压力。耶伦引用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的关税政策保持不变，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影响可能达到人均4000美元左右”。
人均4000美元的支出压力，意味着一个普通家庭每年将减少数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不得不压缩消费支出——而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消费支出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同时，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会抑制投资支出，而投资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创造就业的核心渠道。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投资同比下降2.1%，是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同期失业率从3.7%升至3.9%，就业市场出现疲软迹象。
这种“通胀压力与衰退风险并存”的局面，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如果为了抑制通胀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加息，会进一步增加企业融资成本，抑制消费和投资，加速经济衰退；如果为了防范衰退选择降息，又可能导致通胀反弹，使之前抑制通胀的努力前功尽弃。
2024年以来，美联储已经连续三次推迟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25%—5.5%的高位，这种“按兵不动”的政策选择，本质上是在两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一旦通胀进一步上升或经济出现明显衰退，美联储都将被迫做出艰难抉择。
耶伦同时强调，美联储的政策底线是“维护金融稳定”。如果关税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美联储会“动用一系列的流动性工具，就像2020年3月疫情爆发后那样”，为市场提供资金支持。
2020年疫情期间，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流动性支持工具等方式向市场注入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成功稳定了金融市场。但这种“救市”手段也有其副作用——大量流动性注入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美联储未来如果再次动用流动性工具，将进一步加剧“通胀与衰退”的政策困境，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大幅上升。
在耶伦的访谈中，中美关税博弈是核心议题之一。她明确指出，“与中国的关税升级可能会对全球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担忧美国的政策正在“让美国变得越来越孤立”，为中国创造了与美国盟友合作的机会。这种观点揭示了美国在中美经贸博弈中的战略误判——将关税作为博弈筹码，最终却导致自身“筹码流失”，陷入战略被动。
首先，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政策，忽视了中美产业链的高度融合性，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在电子、机械、化工等多个领域占据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美国企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远超想象。例如，美国半导体产业所需的稀土材料90%依赖中国进口，电子产品所需的组装环节70%在中国完成，汽车产业所需的零部件有40%来自中国。
当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美国企业要么选择承担更高的成本进口中国商品，要么选择寻找替代供应商，但替代供应商的成本往往更高，且难以在短期内满足质量与数量需求。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半导体企业因对华关税导致的成本增加超过120亿美元，同期行业净利润下降15%；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则表示，对华关税使其每年增加成本约8亿美元，不得不关闭部分本土工厂。
其次，美国试图通过关税逼迫盟友选边站队的做法，正在瓦解其盟友体系，为中国创造合作空间。耶伦担忧，“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无论是单方面加征关税还是在对待盟友关系、北约承诺、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都正在让美国的盟友对美国作为一个可靠朋友产生严重的疑虑”。
在中美经贸博弈中，美国多次要求盟友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合作，甚至以关税威胁逼迫盟友加入“对华脱钩”的行列。但这种做法忽视了盟友的自身利益——中国是许多美国盟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保持经贸合作符合其核心利益。例如，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25%，如果韩国跟随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其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德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7%，汽车、化工等核心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德国明确表示不会加入“对华脱钩”的行列。
相反，中国通过坚持多边贸易体制、扩大对外开放，与美国盟友加强经贸合作，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2023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达到8513亿美元，同比增长4.5%；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6.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倒逼中国加快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减少对美国技术与产品的依赖，从而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在芯片、操作系统、高端制造等领域，美国通过关税与技术封锁试图遏制中国企业发展，但这种做法反而激发了中国企业的创新动力。
例如，华为在受到美国技术封锁后，加快了自主研发步伐，推出了搭载自研芯片的手机，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中国在新能源领域通过自主创新，占据了全球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中国企业占比超过60%，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比重超过80%。
而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也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导致本土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进步放缓。例如，美国高通公司因失去中国市场，研发投入占比从2018年的21%降至2023年的16%，技术领先优势正在逐步缩小。
耶伦关于“中国不会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判断，从侧面反映了中美经济的“利益捆绑”——虽然美国试图通过关税与中国“脱钩”，但中美经济在金融领域的融合程度仍然很高，“脱钩”对双方都将造成重大损失。
耶伦认为，“如果中国大量出售美元资产包括美国国债，会推高人民币汇率，对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来说不是好事；同时会给美国国债市场乃至全球金融稳定带来风险，这种风险最终也会伤害到中国自己”。这种“利益捆绑”决定了中美经贸博弈的本质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试图通过关税等极端手段遏制对方，最终只会导致“双输”的结果。
在耶伦的访谈中，虽然她更多地指出了美国关税政策的问题与风险，但也隐含了破局的方向——回归理性的经济政策，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以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的深层问题，才是美国经济的出路。
首先，要终结关税政策的混乱，重建政策稳定性与市场信心。耶伦强调，“企业与家庭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来做决策”，美国政府应该停止关税政策的反复无常，通过公开、透明的政策制定流程，明确关税政策的走向，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应该成立由政府、企业、专家组成的关税政策评估委员会，对现有关税政策的经济影响进行全面评估，逐步取消那些“自我伤害”的关税措施，恢复正常的贸易秩序。
同时，应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协商，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贸易分歧，而不是单方面加征关税。例如，美国可以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后续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通过多边自贸协定构建稳定的贸易合作框架，而不是依赖单边关税措施。
其次，要放弃以关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幻想，通过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竞争力。耶伦指出，减少贸易逆差的“更好的方法可能是加强财政纪律”——即通过控制政府支出、提高税收效率等方式增加国民储蓄，缩小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具体而言，美国政府应该削减非必要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国防支出与福利支出，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应该通过税收改革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增加财政收入，避免债务规模持续扩大。
对于制造业发展问题，应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改善基础设施、降低要素成本等方式提升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不是依赖关税保护。例如，美国可以增加对科技研发的政府投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培养本土的技术优势；同时，应该改善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与能源成本，为制造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再次，美联储应该在“抑制通胀”与“防范衰退”之间寻求更精准的平衡，同时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政策协调。耶伦认为，美联储应该密切关注通胀预期的变化，避免通胀预期固化；同时，应该通过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支持。
具体而言，美联储可以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通过“前瞻指引”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市场对利率政策的过度波动；同时，应该加强与财政部的沟通，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发力——财政部门通过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稳定短期经济波动，形成“长期改革与短期稳定”的政策组合。
最后，在中美经贸博弈中，美国应该放弃“脱钩断链”的错误思维，回归“合作共赢”的理性轨道。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其经贸合作不仅关乎两国经济利益，更关乎全球经济稳定。
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发展权利，停止以关税、技术封锁等方式遏制中国发展，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分歧；同时，应该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正如耶伦所言，“与中国的关税升级可能会对全球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有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才能实现中美两国的共同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定复苏。
珍妮特·耶伦的访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关税政策的混乱与迷失，也照出了美国经济面临的深层危机。从政策执行的混乱到目标手段的错位，从金融市场的震荡到美联储的两难困境，美国关税政策的每一个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脱离经济规律的政治化决策，正在将美国经济推向“自我伤害”的歧途。
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早已行不通，试图通过关税遏制竞争对手、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目标，反而会损害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与国际信誉。
美国经济的破局之路，在于回归理性与规律——放弃政治化的政策选择，重建政策稳定性；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拥抱多边贸易合作；放弃以关税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幻想，通过真正的改革提升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当前的经济危机，重拾经济增长的动力。
对于全球而言，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政策选择不仅关乎自身命运，更关乎全球经济的稳定。希望耶伦的警示能够唤醒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放弃“混乱的关税政策”，回归理性的经济决策，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贡献正能量。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理性与合作才是最宝贵的“经济资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共同推动全球经贸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这才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唯一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