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3日凌晨，罗布泊的夜色像一口倒扣的黑锅，冷风吹得人直哆嗦。李旭阁把军大衣往上拢，紧跟在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身后，踉跄踏进指挥帐篷。就在三天前，他还答应妻子耿素墨，周末带孩子去郊外放风筝，一通急电却把行程全部打乱。

“这事关经国大事，准备跟我走一趟。”张爱萍语速很快，却压得极低。李旭阁点头，没有多问。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这趟差非同小可。往返的专机已停在西苑机场，起落时间被写进绝密通报，只留一句话——务必人到，务必守口如瓶。

罗布泊之前，李旭阁的履历早已写满硝烟。1942年他24岁，贺兰山剿匪带出来一个营，还顺手写了首带火药味的小诗；1951年跨过鸭绿江，他指挥的连队在龙源里严冬伏击，收到嘉奖电。那几年，前线电台里一遍遍呼叫的“彭德怀”与“克拉克”名字，如今想起仍让人血脉偾张。

战火淬炼了胆魄，也练就了笔头。总参谋部1954年抽调干部，强调两条：打过仗、会写字。李旭阁正合适，于是进了作战部。可他没想到，十年后自己会被点名负责一场“从未有人干过，也绝不能失败”的任务——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办公室主任。

在基地，炼钢的轰鸣、化学药剂的刺鼻味交织成古怪交响。张爱萍领着他穿过防爆门，顺手拍拍那扇厚重的铅板，笑曰：“这门，一百吨TNT也掀不翻。”夜里散步，李旭阁问起“596”代号的来历。张爱萍停下脚步：“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专家全撤了，账要自己算，我们就把那天记下来，别忘了这口气。”话音不高，像戈壁上的风，却透着金属味。

两个月后，任命文件压着红头批示摆到案头。除了七位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彭真和三位军委老总，能读到这份文件的就只有当事人自己。李旭阁回家待了一夜，只对妻子说了句：“素墨，这趟出门，可能得多靠你撑着家。”耿素墨沉默点头，没追问一句。老战士都懂分寸。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新疆上空云层翻滚，蘑菇云托着炽白火球冲天而起。几秒后，地动如雷。望着仪器指针狂跳，张爱萍握紧拳头：“成了！”现场一片欢呼。可他随即皱眉：“铁塔剩几段？周边辐射强度多少？必须有人去。”话音刚落，李旭阁抢前一步：“我去！”那天他乘直升机低空掠过爆心，回来时靴底还带着焦土。

自此，中国跻身核大国行列。谁也没想到，当年的核辐射后遗症会在几十年后追上这位老兵。2001年4月，李旭阁被确诊肺癌。医生询问既往史，他摆摆手：“那年进爆心，值。”简单两个字，像又回到贺兰山的枪声里。

张爱萍对这位爱将的信任从未动摇。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后，导弹部队——后来人称“第二炮兵”——宣告成立。张爱萍一口气把李旭阁要去做随行参谋，理由直白：“开会我连秘书都不带，只带你。”这句话在军中流传很久，成为后辈口口相传的佳话。

1982年春，军委人事调整。张爱萍写了一份推荐报告，笔锋干脆：“李旭阁可任第二炮兵副司令，三年后挑大梁。”很多人疑惑：一个搞作战出身的参谋，能扛得起技术兵种大旗？结果证明，敢闯的人往往也最懂学习。他推行科学化训练，整合数据测算系统，还把野外生存演练的那套“硬骨头”作风植进导弹阵地。

时间跳到2003年7月5日。张爱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噩耗见报，李旭阁夫妇下午就赶到灵堂，在花圈前久久伫立。七天后，八宝山青烟缭绕，两位白发老兵再鞠一躬，眼眶俱红。返家当夜，李旭阁拿起毛笔，写下“送君远行不胜悲，从此人天路相违……”一气呵成，墨迹未干，泪已涌出。熟悉内情者念罢这首诗，只道一句：“不愧是张老的爱将！”

两年后，2005年深秋，李旭阁病情恶化。他拒用吗啡，转向窗外，低声道：“任务交班了，我不欠谁。”这一幕，护士事后回忆仍唏嘘。翌晨，李旭阁安静离世，终年87岁。

青山无语，却记得他们的脚印；导弹沉默，却闪着他们点燃的第一道火光。后来者若踏进罗布泊，沙砾里仍能翻到当年爆炸后高温熔成的黑色玻璃，那是1964年的岩浆，也是一代人的热血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