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讲故事

《礼记》并不是一本只讲教条的书，里边有很多很生动的小故事。这些故事有很多都能折射出当时的礼学大师们，是如何在贯彻礼的时候展现人性的光辉的。

譬如讲军礼的《檀弓下·吴侵陈》——

说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大军攻陷了陈国，砍伐了陈国祠庙的树木（“斩祀”），并杀害了有疾病的人（“杀厉”）。撤兵的时候，陈国派外交官（即“行人”）仪去送行。

夫差看仪挺能说的，就想问问陈国对这次被入侵的看法，他想落一个好名声：

“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

仪就告诉他：

“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不抓鬓发斑白的老人）。今斯师也，杀厉与？岂不谓之‘杀厉之师’与（这不就是一支杀害病人的部队吗）？”

夫差一听慌了，说：“反而地，归而子，则谓之何（把占领你们的土地、抓获你们的人都归还给你们，如何）？”

仪一听乐了，赶紧说：“那你们就是讨伐我们的罪过，又怜悯而赦免我们的仁义之师啊！”

彼时的侵略者，还是可以用军礼来制约的。

再说两件丧礼的事——

子柳的母亲死了，他的弟弟子硕请示置办各种器物的事。

子柳说：“哪里有钱啊！”

子硕就说：“请粥庶弟之母（请卖了庶弟的母亲）！”

子柳一听就怒了：“如之何粥（鬻）人之母以葬其母也（怎么能卖了别人的母亲，来安葬我们的母亲呢）？不可！”

办完丧事后，子硕想用亲友们资助的钱来置办祭器。

子柳就说：“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讲究人是不能靠办丧事来发家的，请分配给兄弟们当中揭不开锅的人吧）！”（《檀弓上》）

这是《礼记》中最具人性光辉的一章！

类似的还有《檀弓下·陈子车死于卫》——

陈子车死了，他的妻子和家宰就商量着要用活人来殉葬。而且把名单汇报给了子车的弟弟子亢。子亢是孔子的学生，一听就翻脸了，说：

“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用活人殉葬，不合礼制。如果哥哥需要人在那边陪侍，还有人比他的妻子和家宰更合适的吗？不用活人殉葬，倒还罢了。如果真用活人殉葬，我就把你们两个给埋了）。”

这个故事听着是不是很解气，有西门豹治邺的味道！

相同的故事有很多。

之所以说它们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就是因为它们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包括经济上——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

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檀弓下》）

即，子路说：

“贫穷真不好。父母在世的时候，没钱供养他们，去世了也没办法按丧礼操办。”

孔子就说：

“父母活着的时候，喝豆粥白水，只要能让他们高兴，这就是孝。他们去世后，衣衾能遮蔽头脚，快速入殓下葬，即便是有棺无椁，只要你尽力了，这就是礼。”

贴穷人的心！

孔子是讨厌那些招摇显摆的富人的——

看到宋国的司马桓魋耗费三年多的时间为自己建造石椁，就诅咒他说：“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看到流亡的南宫敬叔回到鲁国朝见国君时也一定要带上财宝，就揶揄他说：“若是其货（买官）也，丧（丢官）不如速贫之愈也！”（《檀弓上》）

所以，孔子实际上是反对厚葬的，他反对人殉、反对用死者生前的器物陪葬，认为“明器”用一些象征性的物品，如“涂车（泥车）”、“刍灵（草扎的人马）”、“竹（器）不成用，瓦（器）不成味（色泽），木（器）不成斫（雕琢）”就行了。

《礼记》中有很多明白人，譬如齐国的大夫国子高。他就说：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哉！”（《檀弓上》）

意思就是：

埋葬就是把我藏起来，别让人看见。所以，给我穿最紧的衣服，用最小的棺椁，挖最小的坑就行了。不要堆坟头，更不要栽树。

多通透！《礼记》认可他，所以记载他，把他当成了榜样。

礼最有效的作用好像还真不是制约权贵。尽管子游曾用它来提醒卫将军文子替兄立嫡（《檀弓上·司寇惠子之丧》）、杜蒉曾用它来提醒晋平公“子、卯不乐”（纣死于甲子，桀亡于乙卯，故此两日被视为王者“疾日”。《檀弓下·知悼子卒》），但鲁悼公死后季昭子、孟敬子依然决定不为之“食粥”减肥（《檀弓下·悼公之丧》）。

礼最大的作用应该是培养了一批自律、自尊、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譬如子路的“结缨而死”、曾参临死之前也要换掉与自己身份不匹配的席子（《檀弓上·曾子寝疾》）。

最感人的是子张，他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说：

“君子去世叫做‘终’，小人去世叫做‘死’。我是多么幸运啊，今天终于可以被称为‘终’了”（《檀弓上·子张病》）。

可见其一生都在束身修行，抵御社会的各种异化。

这个子张就是被韩非称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八派之首的“子张之儒”的那个子张，没有他的修身立行何来这种成就？

二、无“礼”，神治的血腥道路将更漫长

帮助人类摆脱神性制约的，首先不是科学，而是人性的觉悟。您同意吗？

我们看一下礼产生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葛兆光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一编“回溯三代：中国思想的起源”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大经·正乱》中，曾经记载了后人称为‘人文始祖’的黄帝的故事。

“‘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剥其□革以为干候，使人射之，多中者赏。镌其发而建之天□，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之苦醢，使天下㗱（jí）之。’”（商务印书馆，修订本（三卷本），2025，176页）

这种嗜杀的狂欢大概率和事神活动有关，所以，葛先生说：

“在甲骨卜辞，也有不少杀人以祭的记载……有一片甲骨卜辞记载，有一次祈雨甚至会连续祭祀五天，焚烧两个女巫……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杀得血流漂杵；到了商都，还要用箭再三射仇人的尸体……要杀戮很多俘虏来祭祀，要把象征天命的九鼎和传达神意的巫祝都迁回自己的地方……”（同上，176-177页）

“殷商时代是‘残民事神’……周王朝灭商之后，继承了殷商一系的文化……殷商多以燎祭，又曾用人为祭。而大祭用燎祭以及燎祭时伐人用牲之多，西周并不在殷商之下……对‘帝’或‘天’的尊崇依然与殷商相似……”（同上，209-210页）

这种桥段，是不是和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启示录》非常相像？

《启示录》电影海报（Apocalypto，2006）

但我们的祖先没有让文明延宕于血腥的事神，因为他们发明了“礼”。

“应当注意，重要的变化是，他们（周人）进一步认为，除了‘天’的意志之外，‘人’的感情也是价值的重要依据……而‘礼’则成了社会认同的象征性规则，凭借这套规则，天下确立了秩序。

“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殷周制度之变。”（同上，211页）

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¹，就包含了“立子立嫡”制、宗法及丧服制、庙数制、同姓不婚制等实质内容，它们确立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

三、理性的骂和仇恨的骂

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繁文缛节的社会里吗？

大概率不会。

所以对礼的批判从它产生时就产生了，譬如墨子——

“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墨子是出身于儒门的² ，所以他的耙子打得很准。每一句话都针对了《礼记》中“丧礼”的具体“法条”。

他说“仁”是要能富天下之人、繁衍人口、使社会安定的，而厚葬久丧却使得人耗尽财产、脱离生产、失去健康、不能过夫妻生活，并因贫导致奸盗，所以他“毁儒”。

墨子是理性之骂，抠住了礼的短板。

感性之骂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

他们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激荡下，把对现状的仇恨转移到了传统文化上，对其做了空前的清算，尤其是“吃人的礼教”——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1月15日）

“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晨报》副刊，1921年6月21日）

但实际上讲礼的社会和引进科学、民主矛盾吗？

台湾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自诩为 “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就对此评论说：

“一种言论如因合于一时一地的情绪偏向和希望而形成了所谓的‘时代精神’而被普遍接受，那么错误的机会可能就更多……等到时过境迁，回顾起来，加以检讨或分析，往往会发现是‘时代的错误’。”

“如果说必欲倒孔才能实现民主，那么西方国邦也必须扫灭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如果说必欲反对旧文学和艺术才能提倡科学，那么现代西方国邦科学这样高度发达，是否同时停止究习古典文学和艺术了呢？”

“也许有人说……基督教义涵育着自由、平等和博爱，所以容易导出民主政治……我现在要问：孔仁孟义，再加上墨氏兼爱，为什么一定不能导出民主？”（《学术与思想》（三），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3月版，1314－1315页）

结语

撇开礼的所有公案不谈，你愿意生活在一个不讲礼义廉耻的社会里吗？

不愿意，那礼的灵魂和人性的光辉就是永存的。

注：

1.出自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

2.《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

这种观点被后世的许多学者认可，如吕思勉先生就在《经子解题·论墨子》中说：

“《墨子》多引《诗》《书》，既为他家所无；而其所引，又皆与儒家之说不背，即可知其学之本出于儒”，“墨子之非儒，仅以与其宗旨不同者为限”。

著名汉学家牟复礼先生甚至在《中国思想之渊源》中说：

墨子是“儒家学派里第一个别立门户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