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赵一曼的肚子鼓了起来，旁边的敌人拍了拍赵一曼的肚子，说：“再灌点。”灌完后，敌人握紧一根棍子，猛击向赵一曼的肚子。 ​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 ​ 赵一曼便受党中央派遣，毅然奔赴哈尔滨，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那时的哈尔滨，街头巷尾都是日军的岗哨，电线杆上贴着“通匪者格杀勿论”的布告。赵一曼化名李坤泰，租了间小阁楼，白天装作家庭主妇买菜做饭，晚上就着油灯抄写抗日传单。传单上的字一笔一划都透着劲，“同胞们，起来吧！鬼子占我家园，杀我亲人，我们不能做亡国奴！”她总说：“纸轻，可上面的道理重，能叫醒装睡的人。” 1935年，她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带着队伍在珠河一带打游击。冬天的长白山，雪没到膝盖，战士们穿着单衣，冻得晚上睡不着，她就把自己的棉袄拆了，撕成布条分给伤员裹脚。有次伏击日军运输队，她带着尖刀班摸进敌营，手枪里的子弹打光了，就抡起枪托砸向鬼子，胳膊被刺刀划开一道深口子，血顺着袖口滴在雪地上，像开了一串红梅花。 被捕那天，是1935年11月。她带着掩护大部队转移，在左撇子沟被日军包围，子弹打穿了她的大腿，她靠着树还在射击，直到晕过去。醒来时，已经躺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的审讯室里，冰冷的铁链锁着她的手脚，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刑具。 敌人知道她是抗联的重要干部，想从她嘴里掏出部队的驻地和联络暗号。第一次审讯，翻译官假惺惺地说：“李女士，只要你招了，皇军保你荣华富贵。”赵一曼啐了一口：“我是中国人，你们这些汉奸，不配跟我说话！”敌人急了，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胳膊，皮肉焦糊的味道弥漫开来，她疼得浑身发抖，却死死咬着牙，没哼一声。 后来就有了灌辣椒水、击肚子的酷刑。敌人以为她一个女人，怀着身孕（当时她已怀有身孕，后在狱中生下儿子陈掖贤），总能熬不住。可他们没算到，赵一曼的骨头比钢铁还硬。灌完辣椒水，她咳得撕心裂肺，嘴角淌着血水，却抬起头笑：“就这点本事？还想征服中国？”敌人用棍子打下去时，她疼得眼前发黑，恍惚间好像看见儿子宁儿的笑脸——那是她1928年离开武汉时，儿子才三岁，抱着她的腿哭着要娘。她心里默念：“宁儿，娘对不起你，可娘不站起来，更多孩子要没娘。” 在狱中，她借着给家人写信的机会，偷偷给同志传递消息。有次护士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问抗联缺什么，她用指甲在纸上刻下“子弹、药品”，再把纸条藏在发髻里。敌人发现后，加重了刑罚，把她吊在房梁上，用鞭子抽得她背上没有一块好肉，可她始终只有一句话：“要杀要剐随便，想让我叛党，做梦！” 1936年8月2日，敌人知道再也榨不出什么，决定处决她。临刑前，她向看守要了纸和笔，写下给儿子的遗书：“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字迹因为虚弱有些颤抖，却字字如钉，扎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行刑那天，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昂首挺胸地走向刑场，路过围观的群众时，她大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时，她才31岁。 有人说，赵一曼是铁打的，可谁见过铁会疼？她疼，疼得夜里咬碎了牙；她也想儿子，想能抱着宁儿讲故事。可她更知道，没有国，哪有家？那些酷刑没能摧毁她，是因为她心里装着比生命更重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中国人不做亡国奴的念想。 如今，哈尔滨的赵一曼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她用过的钢笔和那封遗书。每次看到那颤抖的字迹，都让人想起：有些牺牲不是结束，是照亮前路的火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