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潜伏在台湾的女地下党，在被敌人抓捕的前夕，突然说：“天气有些阴，可能要下雨，不知可否让我收一下衣服？”敌人没有察觉任何不妥，便同意了。

1950年，台湾的天空阴沉沉，空气里满是潮气。一个潜伏的女地下党萧明华，面对敌人上门抓捕，竟冷静地说：“天气有些阴，可能要下雨，能让我收一下衣服吗？”敌人没多想就同意了。 1922年萧明华出生在浙江嘉兴，家里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父母很重视教育。她小时候就聪明好学，后来抗战爆发，跟着家人逃难到重庆，考上了重庆师范学院。那时候，她不光读书，还跑去街头发传单，喊大家一起抗敌。1941年毕业后，她当了小学老师，教孩子们拼音，嗓子清亮，讲课特别有劲儿。 到了1943年，她进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碰上了不少大牛老师，像台静农、许寿裳。她一边听国学课，一边跟同学聊国家大事。后来在一次集会上，她认识了地下党成员朱芳春。那家伙穿着朴素布衫，手里拿本书，聊起革命来眼睛都亮了。几次聊下来，萧明华主动说要加入地下工作。朱芳春给了她一份文件，她借着油灯光认真看，决心就这么定了。

1948年，台静农写信请她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书。她没犹豫，向组织申请，以老师身份潜伏过去。到了台湾，她住在一间小公寓，日子简单得不行，教案和暗号就摆在书桌上。她上课教古文，学生都挺佩服她，可谁也不知道她半夜还在抄密信。她跟朱芳春假装夫妻，化名“于非”，一起在台北街头走，表面上和和气气，其实是在传情报。她把纸条藏在衣服缝里，穿过闹市都面不改色，总共帮着送出去六次关键情报，愣是没让敌人抓到把柄。 1950年2月，台湾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国民党特务开始到处抓人。那天早上，特务闯进她宿舍，翻箱倒柜，书和墨水瓶都被摔得乱七八糟。他们问“于非”在哪，她就低头叠衣服，平平淡淡地说：“他不在，你们搞错了。”其实几天前特务来过一次没找到东西，她就感觉不对劲，跟朱芳春约好用阳台竹竿当信号——没衣服挂着就是危险。 这天特务又来，硬要带她走。她瞅了眼窗外乌云，慢悠悠地说：“天气有些阴，可能要下雨，能让我收一下衣服吗？”特务没起疑，挥挥手让她去。她走到阳台，把一件旧旗袍摘下来，叠得整整齐齐。竹竿空了，远处的朱芳春看到信号，马上溜了。她这一招，硬是把同志保住了，自己却没退路了。

被抓后，萧明华被关进台北郊外一个破监狱，里面潮湿得要命。她被绑在椅子上，特务轮番审她，用皮鞭抽，地上都有血迹。他们还把她哥哥萧明柱抓来，想让她松口。哥哥按她之前交代的，只说跟她有钱上的往来，特务啥也没问出来。审了好几个月，她没睡过好觉，手被铁链铐着，人瘦得不成样，可愣是一句话没漏。特务拿钱诱她，她看都不看一眼。后来她趁人不注意，用断笔在布条上写了遗言，藏在鞋底，说别把她带回家乡，就葬在这儿，祝大家平安。 1950年11月8日，她被押到马场町刑场。那天早上雾很大，她被推上军车，送到刑场。枪响的时候，她才28岁。她的死保住了朱芳春，也保住了情报。后来台湾变天，她的遗骨回了大陆，朱芳春亲自去墓地，在碑上刻了“归来兮”三个字。 她的死不是白死的，情报保住了，同志活下来了，革命往前迈了一步。可她自己呢？没享过一天福，28岁就没了，连个囫囵尸首都没留下。她的墓碑现在立在山坡上，松柏围着，挺安静的，可那安静是拿命换来的。咱今天日子过得太平，不用提心吊胆，这里面有她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