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修建三峡大坝之前，三峡之巅的全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要说三峡，那可是长江的一段灵魂。 这灵魂不是因为水多，也不是因为山高，而是因为江水和山体之间那种绞在一起的劲儿，就像一根绳子同时拽着天地两端。可偏偏在这片连水都被挤出花样的地方，还有那么一处极高之地，像老天打翻砚台时不小心溅出的最后一滴墨，落得刚刚好——这，就是三峡之巅。 如今很多人提起它，第一反应是风景照里那个站得极高、能把白帝城、夔门、瞿塘峡一并塞进镜头的观景台。可要往前倒个几十年、上百年，别说照相机，那地方连名字都没定型。三峡有名，是因为水走得狠，江刻得深，船行得险，但谁又会真去在意那高出水面千米的山顶？在没有直升电梯、没有观光公路的年代，那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 地理上看，这一带属于重庆奉节，地处瞿塘峡段最东边，也是长江从四川盆地冲出第一道门户的地方。奉节这名字听起来温和，可三峡之巅的脾气一点不软，海拔1388米，在崇山之间像根脊梁骨一样翘了起来。不光高，站在上面一看，整条长江像是一条失去了方向感的龙，头也不回地朝前扑。若碰上大雾天，江面雾卷得像山火，连白帝城的轮廓都虚得像梦。 古人爬得上去吗？这问题常有人问。想登那样的高地，说难是难，说可能也确实有可能。要说那时没有修观景平台、没有登山步道，可人有腿，诗人更有心。杜甫晚年颠沛流离，从成都出来，一路顺江，到了江州，再漂到夔州，这一漂，漂到了自己一生诗魂的落脚点。他在这儿住了三年，岁月并不宽厚，他那时候病恹恹、身无长物，靠着夔州都督的接济才熬日子。可就是在这夔州，他写下了四百多首诗，占了他创作的三分之一。 他写《登高》，不是为景区打广告，那是真站在高处，有风扑面，有猿啼入耳，有江流在脚下滚得不肯停。他写“风急天高猿啸哀”，写“无边落木萧萧下”，那气象、那场面，不是从江边回头望一眼就能写出来的。他得看得够高，心境得够辽阔，那“滚滚来”的长江，是他看尽颠沛人事之后仍不肯妥协的笔锋。而他写《夔州歌十绝句》时提到“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那就更像是站在今天这三峡之巅往下看的模样。白盐山、赤甲山，那是奉节城的左右门神，尖得能戳破云。站在山巅，能把整个古城的屋瓦尽收眼底，连哪户人家点灯吃饭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杜甫是不是登过那巅？没人能百分百说清楚。但看他的诗，就知道他离那地方不远。真要上去，也不是没可能。更何况他在那住了三年，山高林密虽说险，但若真想攀登，也不至于全无办法。人的脚走得慢，心思却走得远。不登之巅，也可思之巅。他的诗把那地方写活了，山还没动，字已在前头等着。 奉节这个地方，被称作“千古诗城”，可不是文旅口号随口一喊。这座城跟中国古代诗歌的关系实在太紧了。李白写“早发白帝彩云间”，他那一早，可不只是清晨，是清晨加速度，是江流与阳光打了个配合的瞬间；刘禹锡写“竹枝词”，那山桃红花、那春水拍山，他写得那样轻灵，其实也是在把山水唱成民谣；康熙皇帝也在这儿题诗，自封“天下第一景诗”，虽带帝王口吻，倒也承得起那地的气象。 这些诗句都不是空泛描写，它们有景可寻，有地可证，而这些景与地，多数在那高处。三峡之巅不是实指某一块地砖，而是指一段山脊线的极致，一段文化感的叠加，一种立体的凝望。它是诗人在时间里反复描写的那道峰线，是他们心里向往却难以抵达的至境。 今天的人想登那巅，可比过去轻松太多。山修了路，道铺了平，还建了观景台，名叫“迎龙台”。这名字也没取巧——那山脊像龙身，台顶像龙头，整座巅地就像是长江文化的脊骨。站上台子，往东望，是云梦泽旧地；往西看，是巴蜀余脉；下视白帝城、夔门、瞿塘峡一线如雕刻；回头再看，奉节老城在山脚挤得密密麻麻，像旧报纸上铺开的墨迹，静得刚好，乱得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