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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岁参加八路,假扮叫花子4年,辗转多地为八路军传递情报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坐在花车后座的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老人正是杨启俊,一位抗日老兵,目光始终盯着天安门那座宏伟的建筑。当时,整个广场被成千上万的观众包围,大家纷纷为这些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们呐喊、欢呼,杨启俊无疑是那一天最耀眼的焦点。

看到祖国变得如此强大,杨启俊的内心难以平静,眼中不禁涌上了泪水。在那些激烈的战斗日子里,杨启俊曾与无数英勇的战友并肩作战,如今,他终于亲眼目睹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每当回忆起那些峥嵘岁月,杨启俊总是心情复杂,特别是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烈士陵园祭扫,向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致敬。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战友们,我来看你们了,真不知道我还能给你们扫几次墓。”在他心中,那段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荣的时光。

童年困苦,艰难求生

杨启俊生于1931年,家住华北一个贫困的农村。那时,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往往几乎没有剩余,很多粮食和牲畜都要交给地主。杨启俊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连耕牛都已经拿去抵债。每年的播种季节,他的家庭特别劳累,他也从小就开始帮忙干农活。

杨启俊的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而母亲则常年病弱,不能做重活。尽管如此,家里依旧要靠父亲在地主家里打工维持生计。地主对这些贫苦百姓从不手软,每天将这些短工们逼迫着劳动超过十小时,并且时常因为一些小失误扣除工资。

杨启俊从小目睹了这些农民的困境。特别是在母亲得病后,他承担起了家中的大部分责任。从挑水、砍柴到做饭,他几乎做了所有的家务。为了取水,杨启俊不得不将一个小桶带到村中的唯一一口井,日复一日地来回奔波,尽管如此,家庭的重担依然沉重。母亲最终在贫困中去世,杨启俊虽痛心,但也只能迅速放下悲伤,继续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战争时期的艰难与抗争

1937年,随着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杨启俊所在的华北地区成为了战争的前线。日军的侵略加剧了百姓的苦难,村庄里,粮食、家禽都被日本军队夺走。日军强迫百姓为其劳作,不但不给工钱,还常常威胁镇压任何反抗的声音。

杨启俊坚持认为,不管多么艰难,他绝不做与敌人合作的事情,哪怕是饿死也宁愿选择抗争。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常常去野外挖野菜充饥。就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中国的抗战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日军开始处于战略收缩阶段,而杨启俊也被强迫修建日军的防御工事。每一天,他都带着窝窝头去做没有任何报酬的繁重工作,忍受着长时间的劳作和伪军的毒打。

1941年,杨启俊的父亲已经成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和八路军有了联系。一天夜里,家里来了几位地下党成员,他们在与杨父密谋一些事情时,谈到了杨启俊的加入。“你儿子看起来挺机灵的,能不能让他跟我一起干?他可以帮助我们收集情报。”地下党领导人刘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杨启俊心中充满激动,早已心生抗日的决心。虽然他的父亲担心孩子的安全,并表示让杨启俊这样一个年纪小的孩子去承担如此艰险的任务不太现实,但最终,杨启俊坚持自己的决定,表达了自己为国家出一份力的强烈愿望。

成为地下党“小叫花子”,勇敢传递情报

杨启俊正式加入地下党后,开始了为抗日事业服务的艰苦岁月。由于年纪小,杨启俊的任务就是帮助党组织收集敌情。他化身为“乞讨孩子”,每天衣衫褴褛地在村中街巷穿梭,向村民们了解日军的动向。地下党成员则在日军的据点附近进行农务劳动,通过细致的观察,搜集日军的军事信息,并通过这些孩子传递给上级。

每个孩子的鞋底都用红绳扎上三个小点,作为识别标记,传递的信息就藏在鞋底的双层布料之间。杨启俊与其他孩子们在掩护下,走访各地,偶尔也在废弃的寺庙或山洞中歇息。为了隐蔽身份,他们往往是昼伏夜出,忍受饥饿和寒冷。在野外,杨启俊和他的伙伴们在阴暗的环境中尽量寻找食物,有时连草根都要啃食。

一次,在执行任务时,杨启俊和队友们被日伪军发现,被带到司令部进行审讯。面对高压的环境,杨启俊沉着冷静,通过自称难民和手势巧妙应对敌人的质问。最后,敌人因无法证实他们的身份,虽然将他们关押,但未对他们实施酷刑,最终因外部的压力而被释放。

英勇无畏的“少年抗战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启俊才16岁。虽然年纪尚小,但他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了普通百姓,穿上了他从未真正穿过的军装,这标志着他的一段艰辛历史的结束。

在新中国成立后,杨启俊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担任了昌平电影队的工作人员,协助播放电影,并经常为战士们讲述自己抗战时的亲身经历。晚年的杨启俊,依然保持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每年,他都会穿上那件曾经代表他青春岁月的军装,回忆起自己为国家奋斗的时光。如今,杨启俊依然健在,并曾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70周年的庆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