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代名将郑维山最终因为生活低头了，他给昔日领导人徐向前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请求徐向前借粮食给他维持衣食，一向好脾气的徐向前大怒，随后一通电话怒气冲冲地打过去，这是怎么回事？   1979年，北京城的冬天特别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郑维山坐在一个昏暗的招待所里，炉子里烧的是煤饼，锅里煮着棒子面糊糊，他已经64岁了，身边有老伴，还有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屋里没有几样像样的家具，粮本上的定量早就用完了，家里已经连着喝了三天稀汤，孩子们饿得直啃手指头，郑维山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纸张泛黄，字写得一笔一画很认真，信里没有太多抱怨，只是请求：借100斤粮票过年。   这封信寄给了他的老上级徐向前，两人曾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可现在，风平浪静的年代，一个身穿旧棉袄的中将，却不得不低头为一口饭求助，这种落差，是他多年戎马生涯里从未想象过的。   郑维山不是普通人，他出生在湖北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连饭都吃不饱，但从小就活得硬气，他13岁加入少年先锋队，15岁就成了共产党员，那时候的他，还没打过一枪，却已经下定决心，把命交给革命。   他很快加入了红军，在那个年代，红军里没有多少人识字，但郑维山不光会写信，还特别能打仗，18岁那年，他被任命为红九军二十七师的政委，是当时红军里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在长征途中，他带兵打了不少硬仗，不怕死，也不怕苦，打过的仗多了，战士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夜老虎”，因为他最拿手的就是晚上突袭敌营，一打一个准，跑得慢的敌人都成了俘虏。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郑维山继续南征北战，他打过日军，也打过国民党，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和傅作义的几次交锋，傅作义是国民党的名将，兵多将广，可每次遇上郑维山，总是吃亏，因为郑维山用兵灵活，战术讲究，而且从不怕牺牲，他带的兵打仗从来不拖泥带水，仗打完，敌人伤亡惨重，自己却能带着部队全身而退。   新中国成立后，郑维山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反而更低调了，有人说他是“猛将”，他只说自己是“老兵”，他不抽烟，不喝酒，平时也不爱说话，只是把很多时间花在看书和写笔记上，他总觉得，和平年代也不能丢了当兵时的作风。   可命运并没有因为他的功劳而对他格外眷顾，1971年，他因为政治原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将军变成了农场工人，每天干最脏最累的活，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农场想让他干轻活，他偏不肯，非要下地干重体力活，他说，自己出身农民，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在农场的九年里，他的家人也跟着吃尽了苦头，没有固定工资，住房简陋，孩子没条件上好学校，粮食也总是紧巴巴的，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农场里有人看他不顺眼，还有意在饭菜里“动手脚”，但他从没向组织抱怨过一句话，他相信，自己终究会被还一个公道。   直到1979年，他终于被允许返回北京，可问题并没有结束，他的组织关系没理顺，工资没补发，住的是临时招待所，连过年都吃不上饱饭，这时候他才写下那封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他没写太多，只是请求借些粮票，他知道，写这封信不光是低头，更像是把心底最后的尊严交了出去。   信到了徐向前手里，这位老帅看到信后非常震惊，他很快做出反应，亲自打电话找总政治部的负责人，要求立刻解决郑维山的问题，在老战友的支持下，郑维山的待遇终于落实，补发了工资，粮票也有了着落，他拿到补发的钱后，没有第一时间拿去改善生活，而是把一大部分捐了出去，用来支援山区修学校，他说，孩子们不能再当睁眼瞎。   1982年，国家重新启用老干部，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当时邓小平亲自点将，说他去兰州，国家放心，他的工作能力和军中威望，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回到部队后，第一件事就是走访基层官兵，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他常说，带兵要像带孩子一样，不能光靠命令，还得关心他们吃得好不好、冷不冷。   可命运并未就此放过他，晚年，他被确诊为癌症，医生建议他用高价药物维持生命，但他拒绝了，他说，国家的钱要用在更重要的地方，比如造军舰、盖学校，他留下遗言：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给医学研究，骨灰洒在大别山，他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都上交了党组织。   他死后，没有太多轰动的报道，没有铺张的纪念仪式，但在大别山的山脚，有一所他捐过款的学校，孩子们在教室里读书，墙上挂着他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下写着一句话：“若重活一世，仍选这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