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新疆喀什城下，左宗棠面对上万俘虏，毫不犹豫地下令：“降者亦杀！”一语震动朝野，外界哗然，有人劝他宽容以归化，他却冷冷一句：“我不能拿几十万百姓的命，去赌他们会不会悔改。”这不是冷血，而是乱世中的铁血担当。   1877年，新疆喀什，清军攻破城池后，上万名阿古柏残部俘虏密密麻麻地跪在军营外，沙尘刮着戈壁滩的地面，俘虏的眼神有的麻木，有的恐惧。   他们脱去甲胄，衣衫褴褛，有人把头贴在地上，有人嘴唇颤抖，一遍遍低声喊着“投降”，军营里递来一封急奏，请示如何处置降兵，左宗棠看完后没有多言，只在令簿上写了六个字：“降者亦杀，立决”。   清军自1875年开始西征，至1876年基本收复北疆，再到1877年春，南疆诸城接连失守，喀什作为阿古柏政权的最后据点已成孤城。   阿古柏在库尔勒病死，他的儿子合勒沙继位不久即无力统军，喀什守军军心涣散，部分官兵私自出城投降，清军逼近时，城中有军户打开北门，兵不血刃地放清军入内。   尽管未遭激烈抵抗，但喀什的处境复杂，城中原为叛军驻地，不仅聚集了大量武装分子，还有阿古柏强行征召的回部、维吾尔人、塔吉克人组成的杂牌部队。   这些人过去多年烧杀抢掠，曾在吐鲁番焚毁清军粮仓，在和田袭击过屯垦部队，也有过在玛纳斯挂清军首级示众的行为。   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不少村民在清军进城后躲避这群脱甲的降兵，甚至有老者跑到清军军营外诉苦，指控这些俘虏曾屠杀其亲属。   左宗棠很清楚当前局势，喀什虽已控制在清军手中，但兵力有限，粮草紧张，收编降兵意味着需要分粮设防，最重要的是风险巨大。   过去在肃州、哈密等地，曾有被收编的降兵趁夜起事，里应外合，烧毁军械，致使数千百姓惨死，这些教训历历在目，已无重试的可能。   这支西征部队行军数千里，途中靠向各省催借军费，武器多为外购，士卒日夜操练，靠着干粮和水源维持补给，在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地作战时，左宗棠已明确区分忠良与叛乱者。   对于主动配合清军、未参与恶行的部众，军中允许其保留身份、重回乡里，但对于参与叛乱、屡次为乱的武装人员，左宗棠从不姑息，喀什的这批俘虏，正是这一类人。   杀降之令一出，引起朝野震动，一些身在京城的官员质疑处置过重，认为当以怀柔为主，争取民心，也有人上书主张将俘虏分流至各地劳作，缓解战后人手紧缺。   但左宗棠在回奏中指出，这些人若释放，一旦重组势力，必成再乱之源，他反复强调新疆之所以多年动荡，不是因民族冲突，而是因有外敌支持、有内贼响应，现在战争未完全结束，若心存侥幸，只会酿成更大后果。   喀什的处决持续了数日，清军在城西开辟空地，设立行刑场所，按名单逐一审查处决，同时发布军令，向各地宣示：“疆场战时，不容纵敌。”行刑不在于快意恩仇，而是要断绝后患，重建秩序。   处置结束后，喀什一地迅速安定，剩余阿古柏旧部或投降、或逃散，和田、英吉沙、莎车等地再未出现规模反扑，南疆诸城在半年内悉数归于清廷控制。   与此同时，左宗棠开始组织移民垦荒，迁入兵丁及其家属，仿照甘肃模式开渠引水，推广坎儿井灌溉，恢复耕地生产，为了巩固边疆，他督促沿军路种植杨柳，自兰州至哈密再到喀什，形成万里柳带。   杀降非长策，但在当时情境下，是左宗棠权衡形势后的决断，他不是因仇恨而行此事，而是为了不让战乱重演，他不曾将治理建立在恐惧之上，而是试图以法纪和秩序重塑百姓信任。   多年后，新疆设省，官道畅通，边地稳定，左宗棠在福州去世前，仍亲手种下一棵柳树。   他治疆之路，不靠一时之威，而是靠清晰判断和坚定执行，喀什一役，不是功勋的堆砌，而是国家存亡线上的一道破局之举，不赌命，是他对百姓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