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老船工帅仕高见到彭德怀，泪水夺眶而出：首长您叫什么名字 “1965年11月18日，您……是不是三十一年前坐过我的船？”病房里，七旬老船工帅仕高眯着因白内障略显浑浊的双眼，先发问。对面那位军装笔挺的副总指挥放下搪瓷茶缸，轻轻点头。短短一句对话，把两个人各自的思绪拉回了大渡河边的硝烟岁月。 那天清晨，彭德怀随三线建设调研组抵达四川石棉矿。原本行程紧凑，只计划看矿区试车，可他忽然听说“当年那个奋不顾身的船把头就在矿区职工医院看眼病”。于是检查刚结束，彭德怀就挥手：“去医院。”陪同人员有些惊讶——副总指挥的行程里，可没写这一条。但他坚持，车子在坑洼的山路上颠簸了几十分钟，终于停在白墙灰瓦的小院外。 护士拉开门帘，病床旁立起的却是一位衣着洗得发白的老船工。彭德怀没有寒暄，先握手，掌心粗糙的纹路立刻叫他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老哥，你就是帆篙头一号——帅仕高？”一句方言味极浓的问候，让旁人都愣了神。帅仕高半晌没回过神，红着眼眶嗫嚅：“首长，您……您叫什么？”他确实认不出眼前这位西装革履也显得魁梧的将星。彭德怀笑说：“湖南生，打过仗、过过河的湖南生。”随行参谋怕老人误会，轻声补了一句：“这位首长正是彭德怀彭总。”几个字像把开闸的洪水，老船工的泪珠再也止不住，垂在胸前的粗布上印出一片潮痕。 时间倒退至1935年5月。彼时的安顺场只是岷江与大渡河汇流处的一道浅湾，几条龙头小船扔在岸边，无人敢下水。蒋介石的川军一个营死守北岸，壕沟里机枪冰冷地对准南岸。23岁的帅仕高本打算躲进山里，母亲却一句话点醒他：“娃儿，他们是穷人军队。”于是他挑着一根竹篙，硬着头皮跟着红军首长来到渡口。 晚风卷着雾气，水声闷得像擂鼓。渡船只有一条，每次顶多二十来人。夜幕里，船头扎着草绳掩住篷灯，闲杂人等屏气——枪口会跟着火光转。谁都明白，抢滩失败，红军主力就可能被堵死在南岸。首长没给他豪言壮语，只递过两块仅剩的玉米饼：“撑船要力气，先垫垫。”帅仕高啃得咯吱响，嘴角还沾着玉米渣，举起竹篙，往船尾一站：“走，过河！” 敌枪“哒哒”响起，火舌在黑暗中乱舞。船刚离岸，浪头拍进船舱，冰凉刺骨。河心那块礁石最阴险，水面涨到只剩巴掌宽。帅仕高算准方位，一脚点船舷，一脚蹬礁石，肩膀顶住船侧，嗓子喊破：“兄弟们，别怕，避过去就到北岸了！”十几秒的腾挪，船体擦着礁石过去，桨柄震得咯吱作响。对岸的红一团勇士们跳下船，贴河岸展开，随后火力压制了碉堡。三个来回之后，北岸的机枪点火被迫后撤，更多船被夺回；五个来回，红军已在北岸布下桥头堡。 七天七夜，船队被磨得又旧又漏，帅仕高手心磨成血泡又干裂。他记得第八回合是黎明，水面浮着一层薄雾，朱德亲自站在峡谷口指挥：“速度要快，再拖就来不及赶泸定桥。”那一声“快”把帅仕高心里那点怯懦踢得老远。他咬碎玉米糠，拼了命晃船，才让大部队及时北上。飞夺泸定桥惊动世界，安顺场却在滚滚河水里恢复了寂静。红军远去，帅仕高回到破船上，才发现自己的褂子被火药味薰得漆黑。 抗战、解放、建国，山村换了几茬旗号，老船工却始终惦记那帮穿草鞋的兄弟。他没出过远门，更谈不上进城。五十年代，刘伯承在雅安检阅部队时曾派人打听，可惜老人正好上山割竹，没有遇上。直到65年，矿区电报把“帅仕高健在”四个字发到昆明，彭德怀立刻调了行程——“安顺场过不去，我就见他本人。” 返到病房。当年的船工和昔日总司令聊起家事，口气像老邻居打招呼。帅仕高说儿子进了水电站当工人，孙子正在识字班学写“解放”两个字；彭德怀说矿区要办大型炼钛车间，需要再招几百号工人，“年轻人愿意来，就托组织把他名字报上去”。一句一事，都是利落的现实安排，没有客套。临告别，彭德怀从兜里摸出叠得方方正正的30元新票和三包大前门，递过去：“都是公家给的补贴，不收，我心里不安。”老人推了三次终究还是接了，双手像捧珍宝。 夜里九点多，帅仕高顶着风走到矿招待所，再见老首长。这回轮到彭德怀泡茶、递烟。木质方桌上茶叶浮沉，灯泡闪烁，两个曾在生死线上结缘的人相对而坐，一口川话，一口湘音，不慌不忙地拉家常。县委书记在旁听得肃然，接连点头。第二天清早，县里下了通知：老船工全家转为城镇户口，医疗费用由公费报销；若有困难，可直接找县里。文件盖了公章，帅仕高捧在手里，竟有点不敢相信。 岁月从不停止。1995年秋，84岁的帅仕高在石棉老宅安静离世。那条他曾日夜呵护的小船早已陈列进安顺场纪念馆，桨柄旁刻着一行小字：船工帅仕高用此船往返十余次，护送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2007年，“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的奖牌寄到石棉，他不在了，但家里人把奖牌挂在堂屋中央。每逢清明，总有人站到牌子前低声感叹——因为那一篙，那一渡，后来者才能有更加辽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