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志愿军虽然已从朝鲜秘密撤出了大部分，但留驻的部队仍有50万人以上，因为美军也没有全撤，志愿军保持一定兵力和战力，可以有备无患。 1955年的朝鲜，是什么光景？ 板门店的线划下来了，三八线南北，炮火声是停了，但空气里那股火药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美军的飞机还在半岛南边嗡嗡地飞，李承晚天天喊着要“北进统一”，几十万韩国军队的枪口，也对着北边。 这种情况下，咱们能拍拍屁股走人吗？显然不能。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考虑很现实：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停战不等于和平。咱们付出了那么大代价打出来的局面，必须得稳住。美军没全撤，咱们就不能全撤。这是一种战略对峙，也是一种无声的威慑。说白了，就是得有足够的力量镇场子，防止对方撕毁协议，确保我们东北边境的长久安宁。 所以，从1954年到1955年，志愿军确实撤回了一部分，但留下的都是精锐。一共19个步兵师，加上炮兵、工兵、铁道兵这些技术兵种，总兵力雄赳赳，气昂昂，超过50万。司令员是后来的开国上将杨勇，政委是王平将军。这俩人，都是我军响当当的战将，让他们俩压阵，可见中央对这支留驻部队的重视。 国内要搞大授衔的消息，就像一阵风，通过家信、报纸、内部传达，吹到了朝鲜的崇山峻岭里。 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一个叫李四的连长，二十出头，胡子拉碴，刚带着手下的兵，帮着朝鲜老乡盖好一座被炸毁的学校。他们穿着的还是那身打了补丁的旧军装，满身都是泥土和汗水。晚上回到坑道工事改造的营房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指导员拿出一张《解放军报》，给大家念授衔的消息。 “……授予十名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念到这儿，坑道里估计鸦雀无声。年轻的战士们，眼睛里肯定有光。那是对英雄的崇拜，对荣誉的向往。李四连长可能在想，自己当兵好几年，从国内打到朝鲜，九死一生，这回能评个啥衔？是尉官，还是运气好能摸个校官的边儿？ 但他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另一件事：我们这些留在朝鲜的，有份儿吗？ 这绝对是当时几十万官兵心里头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们过的日子，跟国内没法比。虽然不用打仗了，但任务一点不轻。除了日常的战备训练，提防着对面搞小动作，更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園。修铁路、修水库、盖房子、种地……几乎成了半个工程兵。 那时候朝鲜真是被打烂了，一片焦土。志愿军官兵就用自己的双手，帮着朝鲜人民一点点恢复元气。这是命令，也是一种情感。你想，两国人民一起流过血，这种友谊，比什么都铁。 但艰苦也是真的。吃穿用度，都得从国内运。很多人几年没回家，家里的老婆孩子，只能在信里见。现在国内的战友们都要换新军装、戴新军衔了，他们心里能没点波澜吗？肯定有。羡慕、期待，或许还有一丝丝的失落。 中央当然没有忘记这些“最可爱的人”。 1955年9月27日，北京的元帅授衔仪式隆重举行。几乎同时，朝鲜也举行了志愿军的授衔仪式。地点不在北京，而在平壤。朝鲜方面非常重视，金日成亲自出席，给志愿军的将军们颁发勋章和证书。 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副司令员王近山等人，就在平壤，从朝鲜领导人手里，接过了代表他们军人荣誉的将帅军衔。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平也是上将，王近山是中将。 没有怀仁堂那么气派的殿堂，没有那么多闪光灯，仪式相对简单。但对这些身在异国的将士来说，这份荣誉，分量一点不轻。 这不仅仅是给他们个人的，更是给全体驻朝志愿军官兵的。 基层的授衔，就更“战地化”了。可能就在某个山头的阵地上，或者某个刚建好的营房里，由部队主官把崭新的军衔和军官证，发到每一个干部手里。没有红地毯，没有军乐队，但当那颗闪亮的五角星佩戴在胸前，当那几道杠杠扛在肩上时，那种自豪感，是发自内心的。 前文提到的那个李四连长，他可能最终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当他拿到军官证，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尉”这几个字时，或许会想起那些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他会觉得，这副肩章，不光是自己的，也属于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兄弟。 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荣辱的集体记忆。 授衔之后，志愿军并没有马上回国。他们继续在朝鲜坚守，直到1958年。 这三年，是漫长的等待，也是最后的坚守。他们亲眼看着朝鲜的城市乡村，从废墟中一点点站立起来。三八线对面，美军也看明白了，想再挑起战争，得掂量掂量。志愿军用自己的存在，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争取了宝贵的和平建设时间。 1958年，当最后一批志愿军部队，在朝鲜人民“欢送亲人”的哭声和歌声中，踏上回国的列车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共和国的校官和尉官了。他们错过了1955年国内最盛大的庆典，却在一个更漫长、更寂静的“战场”上，履行了一个军人最神圣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