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家吃晚饭时，忽然闻到了一道菜的味道有些发苦，就皱起眉头，对家人说：“这道菜有问题，别吃！” 当时，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因为钱学森的全力投入，正往前大踏步走。 10 月 16 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事儿让全世界都吃了一惊。 可谁也没想到，就过了 4 天，钱学森家里悄悄来了一场危机。 10 月 20 日傍晚，钱学森忙完一天的活儿，跟平时一样回到北京西郊的家。妻子蒋英早把晚饭做好了，餐厅里都是红烧鸡块的香味。 钱学森坐下，夹起一块鸡肉刚要往嘴里送，突然皱紧了眉头，“这味儿不对。” 他放下筷子，凑近盘子仔细闻了闻，“生姜味太浓，还有股苦杏仁的味儿。” 蒋英一脸纳闷，解释说：“我特意多放了点姜去腥味，难道……” 话还没说完，钱学森就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说：“别吃了，赶紧把这菜送去化验！”他之前在美国被软禁了五年，对危险特别敏感。 过了两小时，北京市公安局的化验报告，急匆匆送到了聂荣臻元帅的桌上。 报告说，送去的红烧鸡块里有氰化钾，足够毒死一头大公牛。要是钱学森没发现，那后果真不敢想。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连夜开了紧急会议，语气很坚决：“钱老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 会议决定，让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亲自带队，挑最厉害的侦查员组成专案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专案组马上行动，很快就盯上了一个人 —— 在钱家干了三年的厨师老许。 他们发现，老许最近老往菜市场跑，行为有点不对劲。更可疑的是，他袖口上的蓝色补丁，跟案发那天在钱家附近转悠的一个菜贩子的补丁一模一样。 “跟上老许！” 专案组副组长习九勃果断下令。 习九勃以前在朝鲜战场执行过特种任务，经验多着呢。他带着三个便衣队员，连夜在老许家附近守着。 10 月 23 日凌晨，他们真看到了吓人的一幕：老许在菜市场的角落里，跟一个陌生男人碰头。 那男人从胡萝卜堆里拿出一个药瓶，偷偷塞进了老许的菜篮子。习九勃他们立刻上去把两个人抓住了。 在审讯室里，老许没撑多久就扛不住了，哭着说：“他们把我孙子绑了，说我不照做，就把我孙子杀了……” 原来，台湾的特务机关知道钱学森在主持 “两弹结合” 试验，就策划了这次投毒的事儿。 他们通过菜贩子把氰化钾递给老许，想让人觉得钱学森是意外死的。习九勃追问：“为啥选红烧鸡块投毒？” 老许吓得直哆嗦，回答说：“特务说生姜能盖住氰化钾的味儿，没想到钱先生……”他声音越来越小，头都快低到胸口了。 案子破了之后，中央马上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 食品检测专家段恩润带着全套从德国进口的设备，住进了钱学森家。 不管是主食、调料，还是水果、零食，只要是进嘴的东西，都得经过显微镜看、化学分析和动物实验这三道检查。 段恩润对助手们要求特别严，经常说：“酱油的比重，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他还自己设计了一套 “食材溯源系统”，所有给钱学森家供货的商家，都得经过政治审查。 运输的路线也全程有人盯着。这套安保办法，后来成了新中国保护科学家的样板。 除了吃的安全，钱学森的人身安全也护得特别严实。 警卫员习九勃弄了个 “三层防御圈”：最外面一圈，武警部队 24 小时巡逻。中间一圈，便衣特工随时看着。最里面一圈，由钱家的工作人员组成 “人肉墙”。 习九勃回忆说：“每次钱老要出门，我们都提前把路线查清楚，至少准备三条备用的路。” “他办公室的窗户，都装了防弹玻璃，门锁也换成了公安部特制的密码锁。”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么严格的保护，确实很有必要。 1966 年 10 月 27 日，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次导弹和原子弹 “两弹结合” 试验。 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的时候，周总理特意打来了电话：“钱老，您的安全，是党和国家最要紧的事儿。” 这时候的钱学森，正站在指挥所里，眼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参数。他心里清楚，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跟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那些在饭桌上、实验室里、出门时遇到的危险，早就成了他搞科研过程中的一部分。 2009 年 10 月 31 日，钱学森在北京去世了。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发黄的笔记本。 上面工工整整写着：“1964 年 10 月 20 日，晚餐红烧鸡块含氰化钾，幸未误食。” 旁边还有一行小字：“科学不能有一点马虎，生命也是这样。” 现在，这个笔记本放在中国科技馆展览。旁边还有 “东方红一号” 卫星模型、“东风” 导弹图纸。 它默默地告诉大家，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凭着敏锐的嗅觉、认真的态度和对国家的忠心，保住了新中国的科技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