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这个 57 岁的编辑走得很静，像她后来的人生一样，没在世间留下太多波澜，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还会在提起 “反潮流小英雄” 时，想起 1973 年那个扎小辫的北京姑娘。 1973 年的冬天，中关村一小的教室里，煤炉烧得正旺。13 岁的黄帅把给齐老师的信塞进书包时，手指被信纸边缘划了道小口子。 她只是觉得老师批评得太重了 —— 不过是日记里写 “希望老师多听听同学意见”，怎么就成了 “顶撞师长”？ 那天放学，她攥着信站在《北京日报》社门口，北风把她的小辫吹得乱晃，心里想的是 “也许报社的叔叔能评评理”。 她没料到，这封信会像投入湖面的巨石。报纸上登出来时，旁边加了行醒目的编者按，字里行间藏着谁都懂的暗语。 《人民日报》转载那天，黄帅正在早读，校长突然冲进教室，把报纸举过头顶：“同学们，黄帅同学为我们带了个好头！” 她吓了一跳，手里的铅笔 “啪” 地掉在地上，笔芯断成两截。 很快，学校的操场变成了会场。齐老师站在台上低头检讨，曾经教她算术的张老师，因为说了句 “孩子的事别闹太大”，被剃了阴阳头游街。 黄帅被推到前排，胸前别着大红花，听着台下喊 “向黄帅学习”，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飞。她想告诉大家 “我不是故意的”，可话到嘴边，又被淹没在口号里。 最让她害怕的是 1974 年春天。妹妹被同学用石块砸破头，送进医院时，额头上的伤口还在冒血泡。 父亲单位的造反派闯进家，把书架上的《唐诗三百首》撕得粉碎，指着父亲的鼻子骂 “培养出害人精”。那天晚上，她躲在衣柜里，听见母亲小声哭：“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1977 年恢复高考，黄帅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刷题。煤油灯熏黑了她的脸颊，手上磨出的茧子比课本还厚。成绩出来那天，320 分的成绩单被风吹得哗哗响，她站在胡同口，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后来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来，她摸着 “计算机专业” 几个字，突然想起齐老师以前说 “你数学好，该学理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大学宿舍的床板很硬，黄帅总在夜里惊醒。有次去水房，听见有人说 “就是她害了那么多老师”，她端着的脸盆 “哐当” 掉在地上，水溅湿了裤脚，冰凉刺骨。 她咬着牙啃完专业书，1981 年给上级写信时，笔尖在纸上戳出好几个小洞 —— 那封信里，她没替自己辩解，只一笔一划写着 “请还我父亲清白”。 去日本留学那年，她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当年国内的报纸影印件。那些印着她名字的版面，在异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陌生。 导师问她 “为什么选计算机”，她望着窗外的樱花说：“这门学问不讲政治，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998 年回国时，黄帅特意绕路去了中关村一小。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干上的标语早已被岁月磨平。 她站在当年的教室窗外，看见孩子们正在上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写着方程式，阳光透过窗户，在课桌上投下温暖的光斑。那一刻，她突然觉得，心里某个紧锁的角落，好像被打开了。 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日子，她最喜欢看青年作者的稿子。有个大学生写了篇关于那个年代的小说，里面有个叫 “黄晓梅” 的角色，经历和她很像。 她在审稿意见里写：“历史会记住每一个人，无论曾经被捧得多高，或摔得多重。” 临终前，护士问她有没有遗言。黄帅笑了笑，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书稿。 那是本关于中小学教育的书，她在最后一页空白处，用铅笔轻轻画了个小女孩，扎着小辫，背着书包，走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 2017 年的冬天，比 1973 年要暖些。黄帅的骨灰被撒进了永定河，河水静静流淌，像她从未言说的那些岁月。 只有偶尔，在某个飘雪的清晨，老北京的胡同里，还会有老人对着孩子说：“以前啊，有个小姑娘，她只是写了篇日记……” 参考来源：澎湃新闻——“革命小闯将”黄帅逝世后，叶永烈公布三十多年前采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