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想让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刘伯承婉拒了，说：“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参考资料：2012-07-30 中国青年网——南昌起义的首任参谋长——刘伯承） 解放大西南的炮火声刚落，刘伯承元帅还没来得及卸下征尘，本该在胜利的荣光里，等着进入北京的权力核心，毕竟，他战功赫赫，毛主席也对他期望甚高。 然而，就在外界纷纷猜测这位元帅将官居何位时，一封北京急电，却让刘伯承的人生拐了个大弯。 摆在刘伯承面前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总参谋长一职，可他不仅没要，反而幽默又坚决地回绝了，这番操作让很多人看不懂，他到底放弃了什么，又选了什么？ 新中国刚成立，解放军就面临一个头疼的转型，过去打天下，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要保卫国家，就得告别游击习气，搞正规化、现代化。 说白了，军队要从“低级阶段”升级到“高级阶段”，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玩转诸军兵种合成作战，这个坎迈不过去，政权就坐不稳。 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和中央想到了刘伯承，而刘伯承自己，也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在他看来，军队现代化最难啃的骨头，是培养能打现代战争的中高级指挥官，没有这样一批人，再好的装备也是废铁。 1950年6月，刘伯承听说中央军委准备在战时学校的基础上，改建一批正规军校，心里很是激动，在此之前，有人跟他透风，说中央和毛主席考虑让他进京当总参谋长。 面对这份天大的荣誉，刘伯承却风趣地摆了摆手：“总参谋长我当过四次了，总也没当好嘛，我还是去办学校，当个教书先生吧！” 这番话听着像自谦，实则点明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刘伯承很清楚自己年事已高，身体也不比从前，总参谋长这种需要冲在第一线的重担，应该交给更年轻力壮的将领。 而刘伯承自己，更适合静下心来搞研究，做点培养人才的实在事，想到这，他提笔就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地区的所有行政职务，信里写得恳切：“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毛主席对他的心思，其实看得很透，他知道，让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军事家去奠基军事教育，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很快，中央不仅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让他把西南的工作交给邓小平和贺龙，尽快回京筹建陆军大学。 就这样，1950年秋天，刘伯承被毛泽东一封急电从重庆催回了北京，同年11月30日，毛主席正式下令，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这既是他多年的心愿，也是历史的选择和毛主席的重托。 一头扎进军事教育，刘伯承兴奋得像个孩子，他深知，这所学院就是未来高级将领的摇篮。 开学之初，看到杨得志等一批高级将领来报到，刘伯承高兴地称他们是“中国革命几十年斗争保存下来的党的宝贵财产”，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将来国家有难，就得靠他们指挥打仗。 即使在抗美援朝战事最紧张的时候，刘伯承依然坚持，为了国防的最低需求，至少得有三四十个兵团级以上的高级将领来脱产学习，这可不是小事，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高度支持，迅速批准。 军事学院刚上轨道，刘伯承的眼光就看得更远了，他琢磨着建立一个更全面的专业院校体系，他先是在学院内部创办了海军、空军、炮兵等各个系，主动为各军兵种“代培”干部。 等各军兵种建设有了点规模，刘伯承又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个宏大构想：分建六大学院，以战役系为基础，组建高等军事学院；同时，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系各自独立，成立相应的军兵种学院。 这个计划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各大学院的筹建工作全面铺开，刘伯承为能给中央当好这次“大参谋”，打心底里高兴。 然而，摊子铺大了，新问题又来了，到1955年，学员越来越多，教员却严重短缺，趁着在京开会的机会，刘伯承当面向毛主席“诉苦”，毛主席听后乐了，风趣地说：“你喊的声音还是不大嘛！” 刘伯承一听就明白了，高兴地回应：“那好，以后我就大声喊”，回到南京，他立刻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报告，请求授予他一项特殊权力——“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学员，只要学有专长，能当老师，我都可以选留”。 1956年1月，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前夕，毛主席带着陈毅、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亲临视察，这无疑是对刘伯承工作的最高肯定，毛主席兴致很高，让刘伯承挨个介绍学院的干部，他则一一握手问候，还不时开着玩笑。 视察结束时，毛主席高兴地对大家说，中央派刘伯承当院长是“知人善任”，勉励大家把学院办得更好。 临走前，毛主席还在学院的游泳馆里畅游了一个多小时，尽兴之余，更下了一道著名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明年都跟我横渡长江！” 现在回过头看，刘伯承元帅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个人而言，担任总参谋长，是执掌全军、运筹帷幄的即时权力；而选择办学，则是为未来播种，影响的是几代人，前者是当下的辉煌，后者是长远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