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照片是1962年，屠呦呦赴海南工作临行前留影。照片中的屠呦呦穿着朴素，提着拎包，别看她的相貌并不出众，她可是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很多人认识屠呦呦，是从2015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台开始的。但她的事迹，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那张黑白照片定格的瞬间，就已经开始了。   那一年，她第一次踏上海南。当时的她或许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将与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和一种肆虐全球的疾病，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1967年。当时，越南战争正酣，但战场上比子弹更可怕的是疟疾。这种古老的瘟疫，让非战斗减员的人数达到了战斗减员的四到五倍。越南方面紧急向中国求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旨在研制抗疟新药的全国性协作项目代号523，秘密启动了。两年后，39岁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正式接过了这块烫手的山芋。   接手这个任务，无异于临危受命。因为在她之前，国内外的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数万种化合物和中草药，都收效甚微。

怎么办？屠呦呦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复古的决定，回头，向老祖宗的智慧里找答案。   她带着团队，系统地查阅历代本草医籍，走访民间老中医，搜集了上千个方药。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里的一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渍和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的煎！这个细节，让屠呦呦敏锐地意识到，高温可能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这个看似微小的发现，成为了整个研究的转折点。   她立刻调整了提取方法，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冷提取。经过190次失败后，在第191次试验中，奇迹发生了，编号为191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鼠疟和猴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惊人的100%！   这是1971年的10月4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   然而，从实验室的成功到真正能救人的药物，还有一条漫长且危险的路要走。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临床试验。当时，在动物实验中，药物曾一度表现出对肝脏的些许毒副作用。   面对未知的风险和团队内部的疑虑，屠呦呦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肃然起敬的决定，她和另外两位同事一起，向院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带头成为了首批小白鼠。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这句话掷地有声。当淡黄色的药液注入自己身体的那一刻，她赌上的是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   幸运的是，一周的观察下来，一切正常。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为青蒿素的安全有效性，提供了第一份宝贵的人体数据。   这之后的事，很多人都熟悉了。1972年，屠呦呦带着来之不易的药物奔赴海南疟疾高发区，在30名患者身上取得了显著疗效，一个世界级的抗疟新药就此诞生。   有意思的是，屠呦呦这个名字，本身就与蒿有着不解之缘。它出自《诗经·小雅》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她的父亲在为她取名时，或许只是取其意境，却没想到，冥冥之中，这株小草竟成了女儿一生的事业写照。   尽管取得了如此突破性的成就，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集体攻关的模式，屠呦呦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公众所熟知。   甚至在1978年，523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时，获奖名单上也并未突出个人。   她是一位深藏功与名的扫地僧，在荣誉的光环之外，继续默默地进行着青蒿素的后续研究。   直到2011年，她获得了被誉为诺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奖，这个名字才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   有趣的是，当时81岁的她和老伴李廷钊去美国领奖，还是瞒着邻居和亲友偷偷去的，生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而真正将她推向世界之巅的，是一位名叫路易斯·米勒的美国科学家。这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疟疾研究专家，从2010年起，就坚持不懈地每年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屠呦呦。   他通过深入调查，最终确认屠呦呦是青蒿素的首要发现者，是她从古籍中获得灵感并率先用乙醚提取成功的关键人物。   2015年，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还是从电视新闻里得知的。面对这份迟到了44年的世界顶级荣誉，她表现得异常平静，反复强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   如今，青蒿素早已成为全球抗击疟疾的一线药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它被称为来自东方的神药。   而在屠呦呦的家中，摆设依旧简单朴素，书架上摆满了奖杯，但她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书桌前。   她的保姆说，即便是年事已高，听力下降，也总能看到她在床上看书、写东西，从未停止过研究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