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庙山南麓，有一座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陵，俗称钱王陵，这就是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的陵寝。
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在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的唐末五代时期创立吴越国。他坚定奉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国策，广建城池、发展商贸，筑塘捍海、奖掖农桑，为江南“人间天堂”建设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病逝于杭州，应顺元年（934）正月归葬故里安国县衣锦乡茅山之原（即今临安太庙山南麓）。
本文简要论述钱王陵出土的瓷器，这些瓷器都是越窑青瓷，且多数堪称秘色瓷。
一、钱王陵越窑青瓷的特征
越窑青瓷是吴越显贵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迄今所见，以钱王陵出土的数量最多，制作最为精美，器形也最为丰富，有碗、盏、盘、碟、盆、钵、杯、盏托、水盂、唾壶、执壶、皮囊壶、罐、瓶、盒、委角套盒、熏炉、砚、枕、罂等。
钱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总体上延续了晚唐到吴越国前期的风格，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有些器形非常罕见，甚至前所未见。
这批青瓷多胎质细腻，胎色浅灰。器形多规整端巧，胎体匀薄，仿金银器的风格鲜明。釉面大都光洁无瑕，玉质感较强，玻质感较弱。釉色多呈淡雅的湖绿色，少量略泛黄，呈色青黄或青灰的仅个别器物。偶见流釉现象。
（一）装饰
这批青瓷整体上给人精致典雅的感觉，其缘由，除了精工细作外，主要是造型美、釉质釉色美。碗盘类圆器，部分作花口，壶罐类琢器多作瓜棱腹，执壶的颈肩相接处往往有一圈圆凸棱。多数器物素面，仅蟠龙罂有划花，委角套盒有简单的印纹与镂孔，熏炉有实用与装饰相结合的镂孔，特殊器形如皮囊壶，细部有刻划、戳印类装饰等。尽管制作环节的装饰少见，但烧成以后，以银釦另行装饰的做法却比较多见，而且从检测的情况看，还是罕见的鎏金银釦。从残存的银釦和器物上遗留的痕迹观察，大量器物的口部、部分器物的足部（如套盒）以及壶流的口部等位置，都曾有银釦，可惜多数已经脱落。
（二）装烧工艺
根据装烧痕迹和釉面效果等，可以对装烧工艺做出判断。多数青瓷釉色均匀，釉面光洁，温润如玉，有垫烧的泥点或泥点痕，不见叠烧痕；这些器物用匣钵单件装烧的可能性大，即便其中有匣钵多件装烧者，也应该是置放在叠烧组合最上层的。
兽头足熏炉，器身、器盖和盖纽分别烧成。兽头足底部和炉身外底均有泥点痕，显然是因为器身重，装烧时除支垫足底外，还曾以高垫圈类支垫具另行支垫器身外底。
委角套盒虽然数量多，可以彼此套叠，但普遍器形规整，釉面和釉色皆佳，垫烧痕在足底，口部无叠烧痕迹，也应该是分别以匣钵单件装烧而成的。
有一件浅盘式盏托，外底和圈足的足端均无垫烧痕迹，但上卷的唇沿无釉，有垫烧痕，说明采用了覆烧的方式。相似的器形和同样的装烧方式，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五代时期的地层中可以见到。从口部的痕迹来看，这件盏托烧成后，曾经以银釦包镶芒口，可见，为追求瓷器外观的华美，当时对装烧方式和银釦装饰做了统筹考虑。
采用明火裸烧方式的器物，应该只有两件四系罐和蟠龙罂的器身。这两种器物的体形比较高大，前者高近30厘米，后者高近50厘米，釉色均呈不均匀的青黄和青灰色，釉面比较干涩，局部有落灰现象。
蟠龙罂的器盖，釉面洁净，青釉色调均匀，与器身存在明显的反差。罂盖的内面有一圈泥点痕，而罂的口部并无垫烧痕。这说明，罂盖的装烧方式是以匣钵单件装盛、以超出罂盖内部高度的垫圈或类似的支垫具垫烧。
（三）罕见器形
部分器物体形硕大，有些器形在越窑青瓷中罕见，甚至是首次发现。体形硕大者，除上述蟠龙罂、四系罐和兽头足熏炉外，还有撇口平底大盆、平底捧盒、细颈盘口瓶、卷沿圈足钵等。这几件器物均属罕见器形，后两种更是首次发现。其他鲜见或首见的器形，还有菊瓣海棠形折沿高足盘、菊瓣海棠形喇叭足杯、海棠形盒、双足风字砚、深腹五出花口碗、带夹层的盒、球形盖香熏、带流夹耳盖罐等。
在唐、五代越窑青瓷中，海棠形器物并不少见，器形多为海棠杯，作四曲口或平口，足部的发展趋势是从矮直圈足到喇叭形高圈足。钱王陵出土的平口高足海棠杯，在同类器中比较多见，但菊瓣纹海棠杯鲜见，菊瓣纹海棠形折沿盘更是迄今别无他例，后二者可能配套使用，折沿盘充当杯托。海棠形盒也是少见的器形。
越窑兽头足熏炉，除窑址外，目前仅见于吴越显贵墓，已发表材料的完整器只有钱镠母亲水邱氏墓之出土品。两者相比，钱王陵出土的熏炉有其鲜明的特点：一是体形特别高大，炉身加器盖，高近60厘米；二是盖纽特别高耸，且与炉盖分别成型、分别烧成，然后再组装在一起。
钱王陵出土了两件平底盆。一件盆的器形相对较小，口径23厘米。晚唐、五代时期，这种盆比较多见，通常作平折沿，口径一般在20～30厘米，在扶风法门寺地宫、洛阳后梁开平三年（909）高继蟾墓、临安五代早期吴随□墓、康陵，均有出土。据考证，文献中记载的秘色䤬锣就是这种器物。另一件盆，口径达36厘米，撇口，腹部较浅，腹壁坦张。在越窑平底盆中，这种大体形的器形非常罕见。
五出花口圈足碗，是晚唐、五代时期常见的越窑青瓷器形，器高与口径之比多在1:2左右。钱王陵出土的这件碗，高度与口径之比约1:1.5，器身瘦高，腹部特别深。
青瓷盒是唐宋越窑常见器形，通常只有盒身与盒盖这两部分。钱王陵出土了十分罕见的盒，盒身与盒盖之间另有一个平折沿浅碟状的夹层。慈溪寺龙口窑址曾出土一件平折沿、浅腹、平底碟形器物，发掘报告称之为异形器盖。从器形、大小和装烧痕迹看，该“器盖”很可能就是钱王陵出土的这种三件套盒的夹层碟。
夹耳盖罐是比较有特色的越窑青瓷器，在慈溪寺龙口窑址、内蒙古赤峰辽会同五年（942）耶律羽之墓、苏州七子山五代墓等地，都曾出土过。但这些出土品，均体形高大，器高在35厘米左右。钱王陵出土的夹耳盖罐，体形比较小巧，器高只有前一种罐的一半，肩部一侧还带有一短流。这种带流夹耳盖罐，目前似仅有两例。
（四）风格的过渡性
钱王陵的年代处于吴越国前后期的中间点，随葬的越窑青瓷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风格。也就是说，既往的越窑青瓷风格在这里得以延续，同时，某些新的特征开始萌发。
1.装烧方式
在装烧方式上，这种过渡性表现最为突出。以最为常见的圈足类器物为例，一方面，唐代开始出现的泥点支垫足底的匣钵装烧工艺依然多见，装烧痕迹表现为外底满釉，足底刮釉、有泥点支垫痕。另一方面，以垫圈支垫外底的装烧方式开始大量使用，器物的外观则表现为足底裹釉，外底留有间隔瓷器和垫圈的泥点或泥点痕迹。
从现有纪年材料看，使用垫圈垫烧工艺的越窑青瓷中，钱王陵出土品最早；此前不见这种装烧方式，此后逐渐流行。晚于钱王陵的康陵、钱元瓘墓、吴汉月墓等吴越显贵墓出土之圈足和卧足的碗盘类越窑青瓷，采用垫圈垫烧工艺者都比较多见。这种具有鲜明越窑特色的支垫方式，一经出现就迅速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至南宋早期。
从瓷业文化结构看，处于核心层的胎釉特征保持稳定，属于中间层的窑炉类型也没有变化，但同属中间层的装烧方式却出现了重大变革，这预示着越窑青瓷面貌嬗变时代的来临。
2.造型和装饰
与审美取向密切相关的器物造型和装饰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过渡性。晚唐至吴越国前期，越窑青瓷的胎装饰不发达，多追求釉和形美，花口器流行；盘碟类花口器物中，有的口部花瓣有8—10瓣之多。钱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花口器依然多见，但多为五出花口，仅高托圈盏托为花瓣口。
钱王陵出土的带盖罂，肩腹部以细线在釉下划蟠龙。这种胎体划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吴越国后期到北宋早期。此前虽零星可见，但划线往往较浅，线条给人以飘浮感。钱王陵出土的带盖罂的划花蟠龙，构图雄浑，划线入胎，线条苍劲有力。晚于钱王陵八年的钱元瓘墓中也出土过越窑青瓷罂，同样饰有划花蟠龙，风格与钱王陵出土者相近，唯其有双龙且作浅浮雕状，表面原有贴金。钱元瓘墓还出土过带划花装饰的执壶、器盖等器物，惜该墓早年被盗，出土的器物不能反映随葬品全貌。稍晚于钱元瓘墓的吴汉月墓也出土过划花盘口罂和器盖，但该墓早年同样被盗。早于钱王陵的吴越显贵墓，如临安水邱氏墓、吴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罂造型与钱王陵出土品不同，装饰的也不是划花，而是釉下褐色彩绘。
兽头足熏炉是吴越显贵墓随葬品中比较特殊的器物，在水邱氏墓和钱王陵中都有出土，造型基本相似，均包括器座、器身和器盖三部分，兽头足都有五个，炉身均作筒腹、宽折沿，炉盖也都呈盔形，但前者饰有褐色彩绘，后者不见。
钱氏家族墓随葬的瓷器中，金银釦装饰比较多见，水邱氏墓出土品中即有发现，钱王陵出土品中则更为普遍。水邱氏墓出土品中银釦见于白瓷器，不见于越窑青瓷；钱王陵随葬的瓷器只有越窑青瓷，银釦多见。越窑青瓷的金银釦装饰，从晚唐开始出现，吴越国晚期到北宋中期达到高峰。这种装饰通常与秘色瓷联系在一起，使用者身份往往比较高贵。
3.器形
钱王陵出土之越窑青瓷风格的过渡性，还表现在器形上。虽然多数器形早前有之，但也有一些新器形首次出现，此后并延续发展。比如方形委角套盒在吴越显贵墓中往往成套出现，迄今所见，以钱王陵出土者年代最早，数量最多。晚于钱王陵的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出土了9件，康陵和钱元瓘墓虽曾遭盗掘，也分别出土了9件和4件。更晚时期的套盒，似以圆形为多见。
器形鲜见的带流皮囊形壶，也以钱王陵出土者为早；江苏南通和印尼井里汶沉船也发现有同类器，形态略有差异，前者的年代与钱王陵出土者相近，后者较之为晚。
垂囊形瓜棱腹执壶、敞口斜腹圈足碟、高托圈盏托等器形，也都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
还有一些器形，此前流行，在钱王陵出土品中依然可见，但此后就少见或不见了。比如，在钱王陵出土的盘、盆类器物中，平底器仍然占较大比例，但此后这类器形就逐渐被卧足器取代了。
二、钱王陵越窑青瓷几乎件件堪称秘色瓷
究竟什么样的越窑青瓷是秘色瓷，至今尚无统一的说法。笔者认为，吴越国时期，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越窑青瓷，就可称之为秘色瓷。这三个条件是：吴越小朝廷自用或用于贡奉，即“臣庶不得用之”；成瓷质量高，形美釉佳；一般由官窑烧制。
按照上述三个条件判断，钱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绝大多数可归入秘色瓷之列。使用者身份显贵，自不待言。至于官窑烧制问题，后文另论。这里仅就成瓷质量问题，略作阐述。
从窑址考古出土的标本看，晚唐到吴越国时期，越窑青瓷精品的胎料选择或加工，要比普通瓷器略微精细一些。但胎体质地差异微小，并不是判断瓷器精、粗的主要依据。釉的化学成分也无明显差别。此时越窑青瓷的精与粗，表现最为突出的，应该是釉的质感和外观特征；而这种差异性的形成，与装烧方式的选择和烧成温度的控制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的越窑青瓷，在焙烧时，曾部分使用瓷质匣钵装盛，并在上下两个匣钵（或盖）的接缝处刷釉密封。虽然与其装盛的瓷器相比，瓷质匣钵的胎质稍显粗糙，但二者的化学成分相同。如此，在烧成环节，因为与匣钵的膨胀系数相同，瓷坯发生移位和变形的可能性明显降低。又因为匣钵接缝处刷釉密封，不仅可以有效防止窑室内的灰烬类物质污染釉面，而且在升温的过程中，因匣钵具有透气性，其内部可以保持较强的还原气氛；降温时，刷釉密封的瓷质匣钵与瓷器一样烧结，不透气，又能避免空气进入匣钵致使瓷器因二次氧化而釉色发黄。如果在采用这种装烧工艺的同时，又能选取理想窑位的话，烧成造型优美、呈色湖绿、釉面光洁的高质量青瓷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鉴于刷釉密封的瓷质匣钵只能一次性使用，瓷器烧成后必须破匣取器，费料耗工，成本甚高，在普通商品瓷的生产中不太可能使用这种工艺。显然，这种特殊的工艺只可能用于某种特殊瓷器的烧造。从窑址考古发现看，采用这种工艺烧成的瓷器往往都是越窑青瓷精品。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曾发现过大量的这一时期的瓷质匣钵，其中一件平底盆形匣钵的外壁刻有“罗湖师秘色椀”六字，这是瓷质匣钵用于秘色瓷烧造的有力佐证。但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发现有瓷质匣钵的窑址并不限于上林湖一带；在上林湖，也并非仅见于后司岙窑址一处。
这一时期的精品越窑青瓷，还存在烧成温度偏低的现象。普通越窑青瓷的烧成温度，一般不低于1220℃；而精品青瓷的烧成温度，则多在1120—1200℃；瓷质匣钵的烧成温度介于两者之间。普通青瓷的胎体烧成温度比较接近理论烧结温度值，表明其胎体基本上已烧结；精品瓷器的烧成温度低于普通青瓷，致密度略低，处于微“生烧”的状态。从外表观察，精品青瓷往往釉色湖绿，釉面色调柔和，呈半哑光状；仔细观察，能看到分布均匀的细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可能是烧成过程中沉积在釉面“针孔”内的游离碳，也可能是烧成后进入“针孔”的杂质。“针孔”的形成，很可能与烧成温度偏低、微“生烧”有关；游离碳沉积，则可能与瓷质匣钵密封、还原气氛过重有关。显而易见，这里的微“生烧”状态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人为控制温度、刻意为之的结果。
概括来说，在这一时期，从生产环节看，秘色瓷一般就是用瓷质匣钵装盛、在微“生烧”条件下烧成的精品越窑青瓷。
钱王陵的越窑青瓷，普遍釉色均匀，釉面柔和，玻质感较弱，分布细小黑点的现象比较多见，分布细小黄点的现象也可见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小黄点连片分布时，乍一看，像是釉面青中泛黄，实际并非如此，而是沉积在釉面“针孔”内的黄色细泥浆。它们的形成原理与小黑点相似，但渗入的时间不是在烧成环节，主要应该是瓷器埋藏在地下的过程中。钱王陵出土的青瓷，绝大多数是成瓷质量高的精品，很可能就是用刷釉密封的瓷质匣钵装盛、在微“生烧”条件下烧成的，显系有意识烧造的秘色瓷。
相对来说，瓷质匣钵比较适用于装烧中小体形的器物。因为耐火度与瓷坯接近，瓷质匣钵装盛的瓷坯若过重，在焙烧过程中就容易歪塌、变形。钱王陵出土的兽头足熏炉，因为体形硕大，采取了将器盖、盖纽、器身分别烧成的方法。除盖的内面有缩釉现象外，该熏炉各部分的釉面都均匀、光洁，呈色纯正，采用刷釉密封的瓷质匣钵装烧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熏炉盖的口沿有泥点垫烧痕，显然，在匣钵内焙烧时，该器盖是扣置在垫具上的。这说明，盖内缩釉发黑，可能是因为内部空间过于密闭、烧成温度过低，坯体挥发出的水汽不易排出。
尽管秘色瓷的生产环节追求釉润、色美，但是龙窑的烧成气氛和温度控制非常复杂，即使在最好的窑位，采用瓷质匣钵刷釉密封的烧成工艺，也未必一定能烧出理想的“秘色瓷”。因此，钱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即便是精品，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质量参差不一的现象。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可以主张使用瓷质匣钵的目的是烧造秘色瓷，但不能据此认为只有使用瓷质匣钵烧成的才是秘色瓷。水邱氏墓和吴随□墓中都出土过釉色泛黄的褐彩青瓷罂，水邱氏墓中还出土过褐彩油灯。褐彩青瓷是十分珍稀的越窑青瓷品种，除上林湖的窑址中有零星发现外，目前仅于吴越时期的显贵墓中有见，这种青瓷的使用无疑具有某种垄断性。不仅如此，这种褐彩青瓷的存续时间也甚为短暂，唐末水邱氏墓中始见，至钱王陵时即已不见。这些褐彩青瓷，造型端庄，纹饰讲究，釉面比较光洁，色调也比较均匀，显然采用了匣钵装烧的方式烧成。因为器形大，器体厚重，所用匣钵应该是用粗质耐火材料制作的。从窑址考古发现看，越窑粗料匣钵不见刷釉密封的做法，相较于瓷质匣钵，其内部的还原气氛可能较弱，这应该就是褐彩青瓷釉色泛黄的主要原因。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兽头足熏炉，虽然炉身和炉座存在生烧现象，但从炉盖的烧成质量看，应该采用了匣钵装烧的工艺；而且，从装烧痕迹看，炉盖、炉身和炉座应该是分别装烧的。毋庸置疑，这些褐彩青瓷可以跻身越窑精品之列，若将其排除在秘色瓷之外，恐有不妥。
因为釉面烧成质量欠佳，将钱王陵的蟠龙罂和四系罐视为秘色瓷，可能会存在异议。在吴越显贵墓随葬的越窑青瓷中，体形大、器体重的器物往往成瓷质量一般，此乃常见现象。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四系深腹罐、吴随□墓出土的双系深腹罐、钱元玩墓（临M20）和太庙山吴越勋臣墓（临M22）出土的四系缸等，均如此。这些青瓷的装烧方式，应该是明火裸烧。可见，以不够精美的越窑青瓷随葬，一方面可能因为不同功用的随葬品可以有不一样的质量要求，另一方面可能受限于当时的装烧工艺水平。也就是说，虽然需要大型青瓷器随葬，奈何没有精品可用，只能退而求其次。
秘色与非秘色实在难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钱王陵出土的蟠龙罂，器身和器盖分别采用不同的装烧方式，二者成瓷质量差距如此之大，就是典型例证。或许，在时人眼中，对秘色瓷的界定本就不那么严格。今天我们判断哪些越窑青瓷是秘色瓷时，其实不必过于苛求成瓷质量特别是釉面呈色。
总而言之，钱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几乎件件堪称秘色瓷，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三、钱王陵的秘色瓷产自吴越国官窑
唐代末年，随着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各地军阀为巩固统治、满足自身贪欲，纷纷加强对辖境内财赋的控制，增辟财货来源，“有形之类，无税不加”。进入五代，各割据政权一方面进一步强化赋税征收，“诸国益务掊聚财货以自瞻，故征算尤繁”；另一方面，他们常常直接插手获利丰厚的生产经营领域，“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钱氏据两浙期间，也是“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对于钱氏政权的这种评价，来自欧阳修修撰的《新五代史》。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吴越国之类割据政权非正统所在，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在论及其人其事时，多语意贬损。聚财与拥兵乃乱世枭雄的生存之道，包括吴越钱氏在内，概莫能外。
经过两千多年的工艺积累，到唐末五代时，中国的制瓷业已经非常成熟，不仅已形成相当可观的生产规模，而且名窑辈出，精良的瓷器亦成为著名的物产。这一时期的越窑，生产规模大，工艺水平高，是钱氏政权重要的财赋来源。但赋税征收只是其对瓷业实行管控的一个方面，为更好地保障自身的瓷器用度，充分满足贡奉和对外交往等需求，钱氏政权还曾在越窑的中心产区设置官窑。
慈溪上林湖一带是唐宋越窑青瓷的核心产区。钱镠奄有两浙之初，就在这里设置了省瓷窑务的机构，创设时间在唐乾宁三年（896）与后梁开平二年（908）之间，该机构的存续时间至少到了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吴越纳土归宋的前一年。这个省瓷窑务机构直接隶属于钱氏政权的中央财政机构，即盐铁发运使系统。“务”是中晚唐开始出现的财政机构，至唐末五代时，各地普遍设置，负责征收赋税。不过，上林湖的省瓷窑务机构，职责并不完全是征税。这里不仅有被称作“使司”的衙署，还有低级别的窑务官，可见除了征税外，该机构还曾直接组织瓷器生产。也就是说，这里曾经设置过隶属于省瓷窑务的官窑。存在官窑的其他证据还有“新窑官坊”铭食瓶盖、“官坊”铭火照以及专门用于烧造“官物”瓷器的垫圈等。吴越时期，上林湖一带曾设立某种形式的官窑是确凿无疑的。
随着宋朝的建立，国家统一进程的加快，吴越国承受的压力日甚一日：对内，要继续保境安民；对外，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尤其对于大宋王朝，既要听其号令，助攻南唐，又要小心侍奉，殷勤贡奉。在这种情势下，财赋需求大增，贡奉须索大增，正如《十国春秋》所言，“自宋革命，王贡奉加常数，奇器精缣皆制于官，以充朝贡”。作为因应这种需求的举措之一，吴越国朝廷进一步加强了对瓷业生产的控制，将设置官窑的做法推行至上林湖之外的其他越窑青瓷产区。上虞窑寺前一带，是唐宋越窑的次核心区之一，《嘉泰会稽志》记载：“国初，尝置官窑三十六所于此，有官院故址尚存。”施宿等宋朝地方官员编撰方志时所称之“国初”，乃指宋朝立国之初，越地当时尚在吴越国治下。考古发现，吴越国晚期，这里的窑场数量猛增，产品质量也可与同时期的上林湖相媲美，应该就是官方推动的结果。这里的“官窑”与上林湖的“官坊”所指是否完全相同，还需要深入研究；这里的“官院”则可能与上林湖的“使司”一样，均是隶属于省瓷窑务的衙署。
钱王陵出土的秘色瓷多数不见使用痕迹，因为墓室积水，有些器物表面有水渍痕，少量有土沁或土锈，但光洁如新者更多，甚至装烧时用以间隔垫圈和瓷坯外底的泥点都还附着在瓷器上。显然，为安葬钱镠，吴越国朝廷曾专门组织烧造过一批秘色瓷。随葬新烧秘色瓷的现象，在临安康陵中也可见到。康陵的主人是吴越国第二代王钱元瓘的夫人马氏，其下葬时间仅晚于钱镠数年。
因为吴越国设立有官窑，钱王陵和康陵中随葬的秘色瓷产自官窑当可无疑。钱镠为钱元瓘的父亲，马氏为钱元瓘的夫人，二人下葬的时间处于吴越国第二代王钱元瓘主政时期。此时的吴越国与南吴杨氏政权在边境地区的局部争战早已结束，国内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吴越国官窑此时已运行三四十年，管理体系成熟，生产技艺高超，有条件和能力为国王或王后之类显贵人物组织生产质量上乘的秘色瓷。从王后马氏去世到下葬，仅两个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专门烧制秘色瓷作为随葬品可能有些仓促，其随葬的秘色瓷或许是从新近烧成的官物瓷器中拣选的。钱镠去世，将近两年后才下葬，专门为其烧制秘色瓷，时间上是非常充裕的。钱王陵出土的秘色瓷中，特殊器形甚多，若非专门定制，恐怕难以理解。有使用痕迹的秘色瓷应该同样产自官窑，只不过其烧造时间应在钱镠去世之前。吴越国官窑扩展至上林湖地区之外的时间是在吴越国晚期，因此钱王陵随葬的秘色瓷的产地只可能在上林湖一带。
钱王陵出土的四系罐中，有一件的肩部刻“上”字款，水邱氏墓和吴随□墓中也出土过器形相似的刻单字款的深腹罐，肩部分别刻“东”字和“官”字。相似的器形、在同样的位置都刻有单字款，应该有着某种特殊含义。水邱氏下葬时，钱氏政权是否已经设立官窑，目前还难以确定。另外两座墓葬的年代都在吴越国官窑设立之后，出土的单字款罐以及共出的无字款同形罐即便达不到所谓秘色瓷的标准，也可能和同墓共出的其他越窑青瓷一样都产自官窑。
（原载于《王陵秘色——钱镠墓越窑青瓷》，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