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在长沙专门拜访李淑一，毛主席：这是我毛家大恩人 “6月27日清晨，把蓉园客厅收拾好，今天要见一位老朋友。”1959年盛夏，毛主席一边卷起一支旱烟，一边吩咐秘书。谁也想不到，这位“老朋友”其实默默无闻地在中学讲台上站了大半辈子。 毛主席此前已回到韶山祭祖，但乡情再深也没拦住他赶往长沙。列车刚进株洲站，他就催着警卫加快脚步。同行的省委负责同志纳闷，为何行程如此紧？毛主席只笑笑：“多年债，该还了。” 同一时间，年近花甲的李淑一从省实验中学请了假。她拎着一只旧手提包，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条发黄的手帕和一封1957年毛主席亲笔信。她怕认错地点，又把路熟记了一遍才出门。街口卖茶水的小贩见她神色紧张，还好心提醒：“老太太，慢点走，天热。” 蓉园门口的哨兵第一次听到“李淑一”这个名字，以为是哪位普通访客。直到毛主席亲自迎出来，门岗才明白来头不小。主席握住她微凉的手，声音低沉却有力：“湖南才女到了，毛家的大恩人到了！” 室内忽而安静。李淑一鼻尖一酸，脱口而出：“润之，你头发白了。”一句老同学口吻，把三十多年的风雨都冲散。主席拉她落座，对身边人介绍：“若无她，当年岸英恐怕早凶多吉少。” 众人面露惊讶，毛主席于是讲起往事。话音刚落，时钟仿佛倒拨到1920年。那年秋天，长沙福湘女中迎来两位活跃女生：杨开慧与李淑一。她们写同样潇洒的楷书，也一样顶撞封建礼教，成了形影不离的“辣妹子”组合。 课余里，毛泽东常到杨家与恩师杨昌济谈学问。李淑一好奇心强，总爱侧耳旁听。毛泽东见她思路跳脱，索性把讨论范围从《原富》扯到《水浒》，三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多年以后，李淑一回味那段时光仍直说“痛快”。 1922年，杨开慧与毛泽东订婚。闺蜜不甘落单，杨开慧索性牵线，把好友柳直荀介绍给李淑一。初雪夜里四人围炉论文，炭火噼啪作响，年轻人意气风发。李淑一后来调侃：“我这桩婚事，媒人是毛润之。” 好景不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席卷长沙。毛泽东转战井冈山，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潜回板仓。那镇子不大，却成了反动派的重点搜捕区域。湖南警备司令何健贴出悬赏：抓到杨开慧赏银一千。重赏令让密探像苍蝇般乱飞。 又一次深夜，李淑一刚批完作业，就听敲门声——学生报信：“李老师，杨家出事了！”她提着灯笼赶去，只见特务已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火光里，杨开慧抱着岸英镇定地说：“乡亲们别管我，孩子要紧。”话虽轻，却铮铮作响。 翌日，长沙卫戍监狱阴潮的墙壁见证了审讯。敌人或威或逼，杨开慧始终咬紧牙关。何健气急败坏，决定利用情感突破。于是，李淑一被迫“探监”。她一进牢房，刘海遮住泪眼，压低声音：“开慧，登报脱离关系吧，先保命。” 杨开慧摇头，语气却柔和：“淑一，你别劝。我若妥协，孩子会看不起我，党更会蒙羞。”两人对视良久，李淑一终于明白：信仰这玩意儿，刀枪不入。 临别时，杨开慧只交代一句：“岸英托你了。”李淑一点头，心里像压了一块巨石。她回到家连夜写信，动用父亲李筱九在地方绅士中的交际，又四处找记者曝光“母子被关押”的新闻。国民党顾忌舆论，最终只得释放毛岸英和帮工孙嫂。陈玉英亦因“无关政事”被保了出来。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消息传来，李淑一整整昏迷了一天。 厄运并未停歇。1931年夏，柳直荀也被害于南京雨花台。那一年，李淑一29岁，黑纱尚未从前额摘下。她收起昔日少女心，用余生守着讲台与孤儿。她从不提功劳，甚至瞒着学生她与毛主席的交情。有人说她“低调得过分”，她只淡淡一句：“做点该做的事，不必四处张扬。” 转眼到1957年，毛主席收到李淑一寄来的《忆柳》组诗。字里行间尽是悲愤与坚守，主席看罢叹息良久，挥笔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末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传为佳话。那封信后来被她珍藏，像护身符一样陪伴。 两年后，两位白发故人终于面对面。毛主席问：“教书累不累？”李淑一笑说：“站得动嗓子就不累。”主席忽然提高嗓门：“要把身体保重好，以后岸英、岸青都得常来看你。”一句真情，令在场工作人员既感动又惊讶——原来领袖的感恩如此质朴。 交谈中，毛主席要秘书记录李淑一的困难。她连连摆手：“我一介女师，温饱足矣，别再提特殊照顾。”主席却坚持：“这是政治账，也是人情账，要算清楚。”最终，仅给她调了职称、增加了研究经费，别无额外。 从蓉园出来，李淑一抬头望见烈日，忽觉并不刺眼。她对陪同的老学生说：“人得活得干净，也要活得有情。”这句朴素的话，后来在长沙教育界流传很广。 再往后，她把更多精力投入革命史料的整理。晚年她常说，杨开慧、柳直荀在天有灵，望见新中国巍然挺立，该能含笑。1979年，李淑一安详离世，遗嘱里没有豪言壮语，只留下两行小字：“书稿交省图书馆，骨灰撒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