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帝曹髦被当街杀死后，司马昭问大臣陈泰如何善后。陈泰说杀一个人就可以，司马昭听后却不愿意了。 曹髦是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他的童年恰逢曹魏由盛转衰的时期。正始十年（249 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开启了司马氏专权。 作为旁支宗室，曹髦本与皇位无缘。但嘉平六年（254年）的风波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的权臣司马师以 “荒淫无度、亵近倡优” 为由废黜了魏帝曹芳，需要另立一位便于掌控的新君。 在筛选宗室子弟时，司马师最终选择了年仅十四岁的曹髦，或许是看中了他看似易于驾驭。 然而，这位新君很快展现出超乎预期的才识与锋芒，登基后的曹髦并未甘于傀儡角色。他多次亲临太学，与博士们讨论经史，展现出深厚的学术素养。 随着年龄增长，曹髦与司马氏的矛盾逐渐公开化。 255年，司马师病死，，其弟司马昭接掌权力，两人的冲突从隐晦的试探转向直接的对抗。 256年，司马昭加号大都督，，两年后又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力已臻顶点。 到了260年，司马昭的篡位意图日益明显，朝野上下都在揣测 “禅代” 的具体时日。 年轻的曹髦深知自己若不采取行动，终将落得与汉献帝相同的结局，他对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王经苦苦劝谏，说司马氏已掌控朝廷禁军和地方兵权，皇帝手中几乎没有可用之兵，硬拼是毫无胜算的。 但曹髦已决心拼死一搏。他从怀中取出预先写好的诏书掷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 这位年轻的皇帝或许天真地认为，凭借天子身份的号召力，或许能唤起宿卫将士的护卫之心，他随即拔剑登辇，率领宫中宿卫、僮仆数百人鼓噪而出， 就这样，一场注定失败的 “亲征” 就此展开。 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在东止车门遭遇曹髦的队伍，曹髦左右呵斥，司马伷的部众竟然四散奔走。 这个不起眼的“胜利”让曹髦一度看到了希望，但当司马昭的亲信中护军贾充率领数千禁兵赶到南阙。 在贾充的授意下，成济等人上前，将曹髦当街刺死。 这场发生在宫城之下的弑君事件，打破了秦汉以来不成文的惯例，之前，再嚣张跋扈的权臣废立，也多采用 “禅让”“逊位” 等体面形式，像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刺杀在位皇帝，堪称空前之举。 当曹髦的尸体被抬走时，太傅司马孚（司马懿之弟）伏尸痛哭：“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曹髦之死让司马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他召来重臣陈泰商议。陈泰出身颍川陈氏，是曹魏名臣陈群之子，时任尚书左仆射，以刚正不阿著称。 陈泰起初因悲痛拒绝见司马昭，在其反复恳请下才提出：“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 贾充作为司马昭的心腹，是直接下令杀死曹髦的责任人，处死他确实是平息众怒的合理选择。 但司马昭却陷入了两难，贾充不仅是他的智囊，更是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自建安年间起，贾氏家族便与司马氏深度绑定，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操时期的重臣，而贾充本人在司马师、司马昭执政期间屡献奇策，特别是在平定诸葛诞叛乱中功勋卓著。 若处死贾充，无异于自断臂膀，更会引发其他士族对司马氏的信任危机。 最终，司马昭选择了将成济作为替罪羊，他以 “大逆不道” 为由，将成济及其兄弟满门抄斩。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处置，虽然暂时平息了舆论，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为了进一步淡化弑君事件的影响，司马昭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他奏请太后追废曹髦为庶人，以平民之礼安葬于洛阳西北的瀍涧之滨；另立年仅十五岁的曹奂（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为新帝，即魏元帝；同时大规模封赏有功之臣。 这些举措虽然暂时稳定了局势，却也彻底暴露了司马氏集团的虚伪性，他们既想篡夺曹魏江山，又想维持 “忠君” 的道德形象。 曹髦被杀后，曹魏皇室彻底沦为司马氏的傀儡，再无反抗之力。 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接受曹奂禅让，建立晋朝（史称西晋），而这距曹髦之死仅五年时间。 司马昭对贾充的庇护引发了“蝴蝶效应”，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后来成为晋惠帝皇后，成为诱发 “八王之乱”的主要责任人。 东晋时期，晋明帝司马绍曾向大臣王导询问晋朝得天下的过程，当听到司马昭弑杀曹髦的细节时，不禁羞臊的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回望历史，曹髦之死更像是一场悲剧性的仪式，这位年仅十九岁的皇帝，以惨烈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君主最后的尊严。#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