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底，周总理访问埃及，在总统举行的招待会上，一位当地情报高官趁周总理面前无人时，上来与周总理握手并低声说：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说完，此人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1963年12月，那是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们严防死守，另一边，跟我们“亲如兄弟”的苏联老大哥也闹掰了，关系降到冰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总理开启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外交长征——出访亚非十国。第一站，就是埃及。 那时候的埃及，全称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是纳赛尔，一位响当当的民族英雄，在阿拉伯世界里号召力极强。对于周总理的到访，纳赛尔给足了面子，安排得妥妥当当。12月14日晚，在开罗的共和国宫，纳赛尔为周总理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现场灯火辉煌，衣香鬓影，各国使节、埃及高官云集，大家都在忙着社交。 我们的总理，向来是这种场合的焦点。他风度翩翩，举止儒雅，跟谁都能聊上几句。就在招待会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瞬间发生了。当时，正好有一小会儿，周总理身边没人。一个穿着得体的埃及人，看起来像个高级官员，不早不晚，恰好就出现在这个空档。他面带微笑，很自然地走上前，伸出手。 这种场合，上来握手的人多了去了，再正常不过。周总理也微笑着伸出手。两只手握在一起的瞬间，这位埃及官员身体微微前倾，用几乎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飞快地说了一句：“你们驻苏丹大使馆内装有窃听器！” 说完，手一松，人一退，没给周总理任何追问的机会，就那么转身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换作一般人，听到这话，脸上多少得有点变化吧？哪怕是零点一秒的惊愕。但周总理没有。他依然保持着那份从容镇定，面带微笑，继续跟下一位上前致意的人握手、交谈，仿佛刚才听到的只是一句普通的问候。 这事儿，咱们得咂摸咂摸味道。 首先，这位埃及高官是谁？历史没有留下他的名字。这恰恰说明了这件事的敏感和高明之处。他不是代表埃及政府在传递官方情报，这是一次“私人”的、非正式的提醒。他为什么这么做？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 第一种可能，是纳赛尔总统的授意。纳赛尔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想和中国搞好关系，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平衡美苏在中东的影响力。送给中国这么一份“大礼”，既展现了埃及情报系统的能力，也表达了足够的诚意。但这种事，又不能明着干，毕竟捅出去可能会得罪窃听的那一方。所以，派个心腹，用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传递信息，是最高明的选择。这叫“送人情于无形”。 第二种可能，是这位官员的个人行为。当时的中国，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眼里，是反帝反殖的旗手，是能真正为发展中国家说话的。这位官员可能出于对中国的敬佩，或者对周总理个人魅力的折服，冒险传递了这个消息。这种可能性虽然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总有一些人是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行事的。 不管是哪种可能，这个举动都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棋局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有可以争取的“同路人”。埃及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中国示好。 事情还没完。埃及只是第一站，接下来还要去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是行程的后半段。周总理指示，先不要声张，等到了苏丹再说。这就是所谓的“静观其变，后发制人”。 一个多月后，1964年1月27日，周总理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 当时的中国驻苏丹大使是谷小波。周总理抵达后，并没有马上点破这件事，而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国事访问。直到访问快结束时，他才在一个只有核心人员在场的场合，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谷小波大使。 谷大使一听，后背估计都发凉了。大使馆，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和神经中枢，要是被装了窃听器，那不就等于在人家面前裸奔吗？所有的机密、决策、人员情况，都可能被对方一览无余。 总理下令：立即检查，但要绝对保密，做得像“大扫除”一样。 这个指示非常有水平。如果大张旗鼓地找，必然会打草惊蛇。把它伪装成一次普通的卫生大扫除，让使馆全体人员都动起来，搬家具、擦窗户、清理杂物，就算外面有人监视，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于是，一场以“大扫除”为名的反窃听行动，就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内悄然展开。当时负责具体技术检查的，是总理随行团队中的技术专家。他们带着专业的设备，一寸一寸地排查。 结果，你猜怎么着？还真就找到了！而且不止一个。 这些窃听器的“成色”，指向了它们的制造方——苏联。 那么，找到窃听器之后，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周总理指示：取下证物，悄悄收好，不要声张，对外就当没这回事。 这就是更高明的斗争艺术了。我们拿到了证据，就掌握了主动权。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得看我们的战略需要。公开撕破脸，除了能出口气，实际好处不大，反而可能让我们在非洲的外交活动陷入被动。把这个“把柄”攥在手里，在关键时候，它就能成为一张有力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