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 肖成佳，1915年出生在江西泰和县一个偏僻山村，家里穷得叮当响，靠几亩薄田过活，日子紧巴巴。他十二岁就得放牛，光着脚在山坡跑，脚底磨出厚茧。1931年，红军路过村子，锣鼓声震天响，十六岁的他挤在人群里，看战士们扛红旗，步伐整齐，喊着口号，透着一股子朝气。他没跟家里说，背个麻布包就跟上了队伍，脚踩泥路，尘土飞扬。加入红九团后，他没摸过枪，个子小，力气也不够，领导把他分到宣传队。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教他敲竹板，编词得带劲，喊得战士们热血沸腾。他站在木台上，竹板啪啪响，嗓子喊哑了，台下掌声一片。 长征路上，他背着道具箱，爬雪山时脚趾冻麻，草鞋磨破，裹块破布接着走。过草地，饿得嚼草根，苦得舌头麻，夜里挤在帐篷里，裹薄毯取暖。1936年，部队在川西北被敌人围困，枪声震耳，他冲锋时腿部中弹，血染裤腿，疼得昏过去。醒来已被敌人抓走，关在潮湿土牢，墙上长霉，每天只有掺沙子的稀粥。家人砸锅卖铁凑钱，托人赎他出来。他拄树枝回村，路上摔倒无数次，膝盖沾满泥，腿伤落病根，走路一瘸一拐。 回到泰和，村里人看他眼神怪怪的，有人说他出去混了几年，没出息才回来，有人问当红军是不是发财了，他闷头不吭声，只管种地。解放后，村里有人领退伍补贴，戴大红花，他也去公社说自己是红军，可没证明，工作人员翻本子说没他名字，让他别再来。他攒了一肚子委屈，只能咽下去。 1979年春天，肖成佳在村头废品站翻报纸，看到“黄火青”三个字，旁边写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手一抖，报纸差点掉地上。那是当年宣传队的黄主任，教他敲快板、排话剧的人。他晚上睡不着，油灯下数了攒下的几块钱，找出件蓝布褂子，缝好破洞，决定去北京找黄火青，证明自己是红军。从泰和到北京，坐三天三夜绿皮火车，没买坐票，挤在车厢连接处，靠着栏杆站一路。饿了啃干馒头，渴了喝水龙头冷水，夜里冷得裹紧棉袄，听车轮哐当响，像当年行军脚步。 到了北京，他没地方去，睡车站长椅，天不亮就往军政机关跑，守在门口看车来车往，腿站肿了就蹲下揉揉。七天时间，他眼睛熬红，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那天下午，黑色红旗轿车出现在机关门口，车头军徽闪着光，他认出那是首长的车。凭着一股子劲，他冲向车头，手拍在车身上，掌心震麻，扯嗓子喊出“三号花机关”。这句宣传队暗号，只有当年队里人懂，喊得他胸口发疼，像是把半辈子憋的力气都用上了。 车窗降下，黄火青探头，目光从疑惑到震惊，认出他来。肖成佳眼泪涌出，几十年的委屈像洪水决堤。他跟着黄火青进机关大楼，手里攥着木棍，指节泛白。黄火青问他这些年的事，他嗓子沙哑，说了长征、被俘、回村的苦，提了宣传队的暗号，没多说证明的事，只说想让黄主任知道他还活着。黄火青听完，拍他肩膀，安排人查档案，给他找地方住。十几天后，红军证送到他手里，封皮上名字和红章让他眼眶发热，手指摩挲着本子，眼泪滴在封皮上。 肖成佳拿着红军证回泰和，还是种那两亩田，锄头挥动，汗水滴在土里。村里人听说他见了大领导，凑过来问，他只是笑笑，蹲田边抽一口烟袋锅，烟雾袅袅。县里送来补贴，名字录进老红军名册，村里人才信他说的都是真。他没多说话，背比从前直了些，每天拄木棍去田里，步子慢但稳，鞋底踩出浅浅印痕。日子还是老样子，可那本红军证，像一团火，烧在他胸口，暖了后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