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替父还乡，临行前毛主席叮嘱：找到陈玉英，安排好她的生活 “岸英，这件事，千万别忘！”——1950年4月25日，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父子俩并肩而立，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毛主席语速很慢，却一字一句；毛岸英点头，答得干脆：“保证完成。”简短的对话，只占几秒，却把一段跨越近三十年的情谊重新牵回众人视线。 那年春天，湘潭大旱。毛主席收到堂兄毛泽连的来信，家乡田垄开裂，乡亲缺粮。老人家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干脆把纸笔放到枕边，想着用最快方式了解实情。去不了，他就让儿子替自己走一趟。于是就有了这趟“代父还乡”的行程，也有了那句“务必要找到陈玉英”。 谁是陈玉英？很多年轻人可能要翻资料。可在毛主席心里，她不是模糊的名字，而是“孙嫂”——二十年代给杨开慧带孩子、给毛岸英缝衣补袜的人。她不识几个大字，却在牢房里挨棍子也咬紧牙关；她身份卑微，却在白色恐怖中冒死护住三个孩子的姓名和住处。这样的人，毛主席记了一辈子。 时间往回拉。1926年底，板仓寒潮刚过，陈玉英第一次推开杨开慧家院门。她陈设简陋的行李里只有几件粗布衣服，但把孩子哄睡的本事马上显露。毛岸英吃奶粉不够，她跑到集市上换山羊奶；毛岸青夜里发高烧，她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家里的灯油常常用到最后一滴，她却未曾抱怨一句。 风云突变是1927冬。武昌失守，大革命失败。毛主席进了井冈山，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和陈玉英回板仓。屋外枪声日夜不断，屋里却得煮粥维生。杨开慧白天写信联络同志，夜里小声教岸英认字；陈玉英则把门窗堵牢。她很清楚，屋里那副“润之”字样的横批，一旦被反动派看到，大家都要掉脑袋。 1930年10月，军阀何健下令“通缉杨开慧，赏银千元”。抓捕那天，杨开慧被铐，陈玉英同样被拖走。监狱里，皮鞭、竹签、老虎凳轮番上阵。敌人先哄后威逼：“只要说出毛润之下落，就放你回家。”陈玉英硬是咬碎一口牙，吐一句：“我不认得什么润之，只认得这几个孩子。”话说完，被杠子压得昏死过去。 杨开慧殉难那年，她才二十九岁。刑场枪响后，毛岸英和陈玉英在牢里足足又熬了二十天，直到地下党深夜劫狱。出狱时，一个病怏怏，一个浑身青紫，两人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回板仓。可四个月后，陈玉英再次被通缉。杨老太太抹泪劝她：“你是我女儿，快走，别让我再送一个人去死。”就这样，她一拐一拐踏进漫长流亡路，背影淹没在田埂尽头。 十八年后，长沙解放，街巷正贴着“欢迎解放军”大红标语。陈玉英在宁乡打零工，听见收音机说“朱毛红军”回来了，激动得睡不着。家里人劝她别乱跑，她抹抹眼泪跑去庙里抽签——那支“上行东行遇贵人”的签成了催化剂。她辞活计，坐木船，挤卡车，三倒两折回长沙，终于在杨开慧堂妹家门口站定。老太太见了她，连声说：“好，好，回来了就好。” 此时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刚把家书叠好放进抽屉，又想起陈玉英，便有了最初那句叮嘱。三个任务清晰：给外婆祝寿；去韶山看旱情；一定要找到孙嫂，安排妥帖。毛岸英拿着父亲签名的介绍信，一路南下。火车到长沙后，他先直奔许家坪。八十寿宴上，杨老太太握着外孙的手，笑得像个孩子。酒过三巡，人群忽然静了——门口出现一个瘦小、脚有点跛的妇人。毛岸英冲过去，两人抱成一团，眼泪夺眶而出，谁也说不出话。 第二天，毛岸英跟陈玉英细算生活账，先塞了十万元旧币，又写介绍信给湖南省军区，请他们帮忙。陈玉英却不好意思，只说：“我没事，就是女儿孙燕在乡下，我挂心。”毛岸英赶紧安排车马，让她接孩子。离开长沙那晚，火车汽笛拉长，陈玉英站在站台上挥手，嘴里反复念叨：“这孩子有出息，真像他爹。” 回京后，毛岸英详细汇报。毛主席点头，又提笔给陈玉英写信，字迹一如既往大气：“不要来京，有困难告诉我。”短短几十字，透着实在。后来组织把孙燕送进保育院，学费全免。1955年暑假，十三岁的孙燕给毛主席写信，说想看看北京。主席很快回信：“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罢。”落款“配君同志”，特意称呼其学名，既严谨又亲切。 1957年盛夏，陈玉英受邀进京，中南海勤政殿。毛主席握住她的手，上下打量：“三十年了，你变化不大啊。”陈玉英怯生生回答：“您倒是更精神。”两人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毛主席追问当年细节，提到杨开慧时，眼眶发红：“我家牺牲六口，幸亏还有你们这些老同志。”临别，他送她两张签名照，叮嘱：“每年都来看看建设的新北京。” 日子仍在走。1958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孙燕偶遇主席。主席笑着问：“怎么考上学也不告诉我？”调侃中还是那份长辈的关注。三年困难时期，粮票紧巴，陈玉英生活拮据，又收到主席寄来的百元钞票。她私下对邻居说：“这钱得省着花，主席东西来得不容易。” 1962年，杨老太太去世。毛主席给家里寄五百，又托人把同样数目的钱送到陈玉英手里。老人知道，她的日子虽朴素，身后始终有一只大手在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