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他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冬天，成都的天空阴沉沉的，张大千站在军用机场的跑道上，手里攥着三张皱巴巴的机票。 这三张纸片，是他托关系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求来的，能带走的只有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最小的女儿。 飞机引擎轰鸣着，他回头望了一眼，那些没能带走的家人，像剪断的风筝线，飘散在战火纷飞的故土上。 张大千的皮箱里塞着几十幅敦煌壁画的临摹稿，这些画比他的命还金贵。 1941年，他带着学生钻进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两年多。西北的风沙能把人脸刮出血，他们搭着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一笔一画描摹那些快被岁月啃光的壁画。 有人说他破坏文物，国民政府后来澄清这事纯属谣言，可话传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临走前，他盯着莫高窟的洞窟看了又看，像要把每一寸斑驳的颜料刻进脑子里。 飞机在云层里颠簸，徐雯波搂着女儿不说话。 张大千知道，留在成都的大太太曾正蓉正带着其他孩子躲炮火，二太太黄凝素早离了婚，三太太杨宛君那年差点死在空难里，8月的时候她非要改乘船去梧州，结果原定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一飞机人全没了。命运就像他画的泼墨，浓淡交错里全是想不到的转折。 台北的日子比想象中难熬，军用机舱里挤满逃难的人，谁也没心思欣赏他箱子里那些“破纸”。 刚到台湾时，国民党败退的残兵把岛上的米价炒得飞涨，张大千只能靠卖画换几个馒头钱。 有人劝他画点应景的政治宣传，他毛笔一扔：“我画的是山水，不是马屁！” 后来他带着妻女跑到香港，又飘到印度大吉岭，在寺庙墙上看见飞天壁画时，眼泪突然就下来了，那些衣带飘飘的线条，和敦煌窟顶的一模一样。 五十年代在巴西建“八德园”，他种中国梅树，挖苏州式池塘，可夜里总梦见内江老家的青石板路。 有次画《蜀山图》，勾到一半突然扔笔大喊：“这山不对！四川的山哪有这么温吞！” 徐雯波默默捡起笔，蘸了朱砂替他补上远山的霞光。 那些年他满世界办展，巴黎人围着《泼墨荷花》惊呼“东方魔术”，美国人抢着买《庐山图》，可拍卖槌敲得越响，他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有记者问他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幅，他咧嘴一笑：“下一幅。”其实枕头底下永远压着敦煌临摹的草图，纸边都磨毛了。 六十年代在加州，他眼睛快瞎了还摸索着往纸上泼彩，蓝得像马尔代夫的海，红得像成都火锅的辣油。 女儿说这叫“抽象派”，他气得拍桌子：“我画的是黄山云海！” 毕加索在法国请他吃饭，两个老头用毛笔和炭笔在餐巾上打架，最后毕加索竖起大拇指：“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话登了报，台湾那边立刻把他捧成“文化大使”，可寄来的家信总被检查岗扣下大半。 1978年把62幅敦煌临摹稿捐给台北故宫时，他的手一直抖。有人问为什么不留给儿女，他指着画上菩萨的衣褶：“这些线条早活在我血里了，捐出去，算是还给祖宗。” 晚年住在摩耶精舍，他总把假山盆景摆成峨眉山的模样，佣人听见他半夜用四川话念叨：“心健啊，爹对不住你……”那是他留在襁褓中的儿子，后来在大陆自杀了。 1983年春天，84岁的张大千在病床上攥着徐雯波的手，突然说：“我闻到豆瓣酱的味道了。” 护士以为他糊涂，只有妻子知道，那是成都老宅厨房的香气。 临终前他盯着墙上的《庐山图》，其实画的是记忆里的青城山，题款“寸心千里”四个字，墨色比任何时候都沉。 这个倔老头一辈子都在逃，逃战火，逃政治，逃不掉的却是对故土的牵挂。 他带出去的敦煌壁画在欧美巡展时，外国观众惊叹“中国古代就有印象派”，却读不懂画角那方“青城客”的印章。 现在台北故宫的玻璃柜前总挤满游客，有个四川来的老太太盯着《水月观音》摹本看了很久，突然对孙女说：“你看菩萨的衣带，多像老家赶场时卖的绸子。” 信息来源： 凤凰卫视《敦煌朝圣事件导致张大千声名狼藉离开大陆》 中国书法网《张大千最后的日子》 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张大千捐赠敦煌摹本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