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南京一名女护理在防疫站遇害后被侵犯。警方从她体内，取出几根黄而泛白的毛发。这时，护理男友来自首：“是我做的！” 谁料，警方却瞪着他，怒喝道：“你撒谎！” 防疫站的白墙被晨雾浸得发潮，王兰兰倒在值班台旁的姿势像片被揉皱的纸。 铁丝在她脖颈勒出紫黑色的沟，末端还缠着半片枯叶 —— 那是凶手翻窗时带进来的。 法医老陈用镊子夹起那几根异常的毛发，在台灯下捻了捻：“色素缺失得厉害，毛囊里还有煤渣。” 窗外的法桐叶沙沙响，像在重复着凌晨那场无人听见的挣扎。 范民的皮鞋在公安局走廊蹭出两道湿痕，裤脚还沾着去防疫站路上的泥。 “我用绳子勒的，” 他眼神直勾勾盯着地面，手指绞成麻花，“她要跟我分手。” 审讯的李警官突然把现场照片拍在桌上：“绳子？这铁丝的纹路，你给我说说怎么勒出绳结？” 照片里王兰兰的白大褂口袋露出半截体温计，那是她值夜班时总揣着的东西，范民从前总笑她 “把病人当宝贝”。 王兰兰的同事说，她昨晚还给一个发烧的孩子换过吊瓶，声音软得像棉花。 “小范天天来接她下班，提溜着保温桶，里面是他妈炖的汤。” 传达室大爷抹了把脸，“前天还看见他俩在门口摘法桐果，说要做标本。” 那些没做成的标本，此刻正躺在王兰兰的抽屉里，用牛皮纸袋装着，上面写着 “10 月 12 日，范民采”。 法医室的显微镜下，毛发的鳞片结构像褪色的鱼鳞。“典型的白化病特征，” 老陈在报告上画了个示意图，“这种发质脆，容易断，全市估计没几个。” 这个结论像把钥匙，打开了另一条侦查路径。户籍科的档案堆成小山，民警们戴着白手套翻找。 手指被纸张边缘割出细痕，终于在一份哈尔滨协查通报上看到了钟涛的名字。 照片里的男人皮肤白得刺眼，头发是浅金色，备注栏写着 “涉嫌盗窃，有暴力倾向”。 钟涛躲在棚户区的第三天，煤炉灭了，冻得他蜷在墙角发抖。 他总觉得别人在看他的头发，就像当年在少管所，那些异样的目光能把人戳出洞来。 那天夜里他肚子疼得直打滚，看见防疫站亮着灯，就踩着煤堆爬了进去。 二楼厕所的窗户没关严，他刚翻进去就撞见个穿白大褂的姑娘举着手电，那束光太亮，他下意识就抓了窗台上的铁丝。 抓捕队踹开门时，钟涛正用烧红的铁丝烫自己的头发，地上落着一撮撮浅金色的毛。 “不是故意的，” 他被按在地上时还在嘟囔，“她喊得太响了。” 出租屋的床板下，藏着王兰兰的钢笔，笔帽上刻着的 “兰” 字被磨得发亮 —— 那是他慌乱中顺手揣走的。 范民在看守所待了三天，出来时眼睛肿得像桃。他去防疫站收拾王兰兰的东西，在标本袋里发现张纸条，是姑娘清秀的字迹： “下周三去拍结婚照，穿红毛衣。” 走廊尽头的窗户已经装了铁栏杆，阳光透过栏杆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影子，像谁也跨不过去的栅栏。 钟涛的审讯记录里，有段话被朱队长画了波浪线：“他们都说我长这样的不是好人，索性就坏给他们看。” 老陈把毛发证据封存时，在袋上贴了张标签：“真相不分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