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闹出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笑话。1925年10月15日，济南督军府内传来一阵怒骂声。张宗昌对着一名逃兵大发雷霆：“他奶奶的！临阵脱逃？给老子拉出去毙了！”这位出身贫寒的军阀决定亲自写手令，因为他有个习惯：越是重要的军令，越要亲笔签发，这样才能显得郑重其事。

他铺开宣纸，蘸饱墨汁，先写下“民国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然后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可当写到“枪毙”二字时，麻烦来了——“毙”字他不会写。时任秘书王翰鸣回忆，张宗昌的毛笔悬在半空，额头开始冒汗，毛笔尖的墨汁都滴到了纸上。僵持了好一会儿，张宗昌突然扭头问：“要不改打军棍？”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张宗昌小时候只在私塾读过半年《三字经》，后来闯关东当矿工，全靠枪杆子起家。虽然当了督军后请了前清举人当老师，但识字量始终有限。

秘书建议“打二百军棍”，可新问题又出现了——繁体“棍”字笔画太多，张宗昌试写了两次都成了一团墨迹。现场的卫兵后来告诉记者，督军突然把毛笔一摔，哈哈大笑道：“算了，这小子命不该绝！放了吧！”这个荒唐的场面背后，其实反映了张宗昌复杂的文化情结。他虽然出身草莽，但对文化有着特殊的敬畏之心。主政山东期间，他拨款30万银元重建山东大学，还主持刊刻《十三经》，重金礼聘梁启超担任文化顾问。

有一次张宗昌检查学校，看到学生在练毛笔字，竟然脱了军装要跟着学写，结果把“教育兴国”写成了“教盲兴囯”，成为当时的一大笑话。他总是说“俺老张是粗人，但敬重读书人”，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兵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他要维护军纪的威严，另一方面却被两个字难住了。那个险些被枪毙的士兵，后来据说被张宗昌派去当了文书，专门负责教督军认字。虽然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张宗昌的副官李世军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过后督军确实苦练了三个月书法，还命人编了一本《常用字手册》随身携带，方便随时查阅。

张宗昌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军阀中并不少见，许多出身草莽的军阀都有类似的文化焦虑。他们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威严，另一方面又深知文化的重要性。这种矛盾心理催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有的军阀为了显示文化，在公文中堆砌华丽词藻，结果常常用错典故闹笑话；有的则干脆请文人代笔，自己只负责签名。

张宗昌的“一字救命”故事虽然荒诞，却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色。在新旧交替的民国时期，像张宗昌这样的人物既要适应现代的要求，又受制于自身的文化局限。这种尴尬处境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整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