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陈诚回家奔丧。7年不见的妻子,想与他同房。不料,刚到床上,就被他一脚踹开。妻子心寒不已,抓起刀狠狠捅向自己喉咙。陈诚脸色大变边往外跑边大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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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浙江青田县,一个离家七年的男人回乡奔丧,他叫陈诚,七年军旅,把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腰板挺直的军官,也让苦等七年的妻子吴舜莲,几乎认不出他来。
那天夜里,丧事忙得差不多了,吴舜莲觉得,这是个机会,她特意换上珍藏的藕荷色夹袄,端着一盏热腾腾的桂圆茶,满怀着一个旧式女子的全部指望,轻轻推开了丈夫的书房门。
然而,吴舜莲盼着能和丈夫重温旧梦,甚至盼着能在热孝期怀上个孩子,好把这七年守活寡的日子翻过去。
谁知,等待吴舜莲的不是温情,而是丈夫冰冷的一脚,茶碗摔在地上,碎成几瓣,陈诚的怒吼跟着响起:“不要脸!”
这七年的等待和委屈,在这一脚下碎得一干二净,吴舜莲浑身发抖,转身抄起书桌上的裁纸刀,朝着自己脖子就抹了下去。
在血溅到白墙上,像几点寒冬的红梅,陈诚这才慌了,夺门而出大喊救命,幸亏邻居翻墙进来,用草木灰死死按住伤口,才算保住一条命。
这桩旧时代的包办婚姻,怎么就在重逢之夜,走向了如此惨烈的结局?
故事要从1919年说起,当时的陈诚,是个有报国之心、却家境贫寒的青年,脑子里装满了新思想,一心想挣脱旧世界的束缚。
而吴舜莲,是同乡富户的女儿,一个典型的旧式闺秀,善良端庄,循规蹈矩,在媒人撮合和吴舜莲兄长吴子漪的赏识下,这门亲事定了下来。
并且吴舜莲对这门婚事是满意的,她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嫁妆拿出来,支持丈夫继续求学,陈诚心里感激,但也正因如此,一种隔阂感在他心里生了根。
甚至尤其看不惯妻子的那双小脚,在陈诚眼里,缠足就是愚昧落后的象征,与他这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格格不入。
所以,新婚没过几天,陈诚就走了,他考入杭州的军官学校,一去七年,把吴舜莲和那个空荡荡的老宅抛在了身后。
这七年里,吴舜莲独自操持家务,把丈夫的旧褂子叠了又拆,拆了又叠,逢年过节,还要在亲戚面前强撑着笑脸,说丈夫在省城干大事。
直到1925年陈父病故,陈诚才终于回家,军旅生涯让他变得刚毅,也让他与这个家、与这位旧式妻子,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他眼里的吴舜莲,似乎就是他想逃离的那个旧世界的化身。
那一夜的悲剧过后,这事儿在青田县闹得满城风雨,乡亲们都说,陈长官这事办得太不地道,简直是现代陈世美。
这把吴家气得要告官,最后还是吴舜莲的母亲拦下了,叹了口气说:“强扭的瓜不甜,是咱闺女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灶台。”
事已至此,婚姻再无可能,陈诚以军务繁忙和感情破裂为由,坚决要离,说到底,他只是想摆脱这个旧式家庭的符号。
但吴舜莲没有哭闹,却提出了两个让陈诚无法拒绝的条件:离婚后,他必须在生活上继续照顾她;将来他死后,两人要合葬在一起。
后来的故事,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陈诚在军界平步青云,深得蒋介石赏识。
在1932年,陈诚与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这段婚姻无疑为他的青云之路添了一块重要的垫脚石,但他对吴舜莲始终怀有愧疚,据说晚年还特意嘱咐谭祥,要好好照顾那位远在故乡的前妻。
而吴舜莲的后半生,却寂寥得让人心头一紧,离婚后她再未嫁人,五十年代土改,她把祖宅捐给了农会,自己搬到村口祠堂边的小屋独居。
并且乡里人说,吴舜莲晚年总爱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怀里抱着一个褪了色的针线箩,里面放着半幅没绣完的鸳鸯枕巾,那半幅鸳鸯,仿佛就是她被斩断的人生。
在进一步看,这对夫妻的悲剧,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2019年,杭州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封陈诚的私信,他写道:“少年婚事,实为父母之命,误人误己。”
同年,青田县档案馆也发现了一份吴舜莲在1958年写给妇联的自述,泛黄的纸上是娟秀的字迹:“吾不恨陈氏负心,只恨生逢乱世,女儿身不由己。”
一个将婚姻的失败归结为“父母之命”,一个归结为“生逢乱世”,他们两人,其实都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个体。
而陈诚拥抱了新思想,却用最粗暴的方式切割了自己的过去;吴舜莲恪守着旧道德,却用一生的孤独承担了所有的代价。
这段历史最让人感慨的,或许不是谁对谁错,而是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人的撕裂,进步的口号总是响亮的,但落在具体的人身上,往往就是一辈子难以愈合的伤口。
陈诚的选择让他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可吴舜莲呢?她被永远地留在了原地,成了丈夫奔向新世界时,身后那个模糊而苍凉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