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病死的当天晚上，平时掌管袁家大小事务的五姨太杨氏，趁一屋人哭天喊地之际，偷偷吩咐佣人将袁世凯的保险柜搬到自己房中，还顺手连墙上挂的大挂钟也顺走了。 袁世凯，大清末年混出来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后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后来一折腾还闹出个洪宪皇帝的头衔。外人看他是掌天下大权的人物，可家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别看袁世凯在外面叱咤风云，家里头却是一妻九妾，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乌央乌央的子孙和家业，能压得住场子的还真不多。 但说到袁府里真正说得上话的，许多人只知道正房、长子，却不知道后宅管家其实是五姨太杨氏。杨氏祖上不是高官世家，天津出身，娘家开过生意铺子，耳濡目染学会了打算盘、管账理财。跟那些只会描花绣鸟的大家闺秀比，杨氏最大的本事就是一手家计，见惯了行情涨落。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练兵，和杨家有点业务往来，杨氏年纪轻轻就嫁入了袁家。论起来，只是个小姨太，但做事心细如针、处世分寸到位。 她进门以后没想着争宠，也不靠装可怜上位，反倒用算盘和账本稳稳地坐住了位置。家里采买、银钱收支、下人开支，杨氏全都一一过目，记账精细到铜元小数，帐面上一清二楚。袁世凯看得明白，后宅里不管是正房还是其他姨太，全要让她三分。有个姨太太违规，杨氏说减就减生活开销，从不拖泥带水。说她手段强硬也罢，说她处事公道也行，反正袁府日常就是她打理得风生水起。 杨氏不是只会过日子，见识也不一般。她晓得家里人多事杂，家风最难绷得住，能让这些孩子都规规矩矩、钱财不出差错，光靠“好脾气”根本不管用。她一边收拢心腹下人，一边和袁母打好关系，早早在府中树起了自己的威望。 1916年6月的北京，袁府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袁世凯病情一天重过一天，各路人马在府里进进出出，等的就是他那口气断掉以后该怎么分家产。袁世凯这人，活着的时候谁都怕他，死后一下子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连家里人都忍不住惦记起未来的命运。 那一天晚上，前院后院全是哭声，袁府上下披麻戴孝，仆妇跪地长跪，哭得天翻地覆。可杨氏却在屋里悄悄安排了心腹下人,把袁世凯书房的保险柜直接抬进了她自己屋子里，顺带还让人把书房里那只欧洲大挂钟卸下来，一并带走。 保险柜里到底装了什么？那是袁家最要紧的家底。现金、股票、地契、公司股份、重要合同，甚至还有一些敏感文件，全锁在这里。挂钟其实不只是个摆设，而是法国使馆赠送的“稀罕物”，意义不一般，外头人只知道贵重，内行人都懂得它有分量。杨氏出手，拿的不是贵重饰品，而是最关键的“护命符”。 有些人说杨氏这举动有点“见财起意”，但真要细想，这绝不是图一时便宜。袁家后宅这盘棋太复杂，谁都知道一旦袁世凯人没了，婆媳妯娌、儿女外甥，没人会顾得上她这个五姨太，更别说她那几个孩子。 杨氏心里太清楚，一旦混乱开始，家里别说公平分财产，自己这支人马说不定就被扫地出门，钱财名分一无所有。与其等别人动手，不如自己先一步，把自家生存的本钱牢牢抓住。 说来也奇怪，平时最怕事、最爱哭的姨太太们，这天晚上谁也顾不上这些细节。有人想着怎么拉拢大房，有人怕被孤立，还有人还在发愣，不知家里变天了。而杨氏已经把保险柜搬走，安排好一切，一句话都不多说。她不是做给别人看，是为自己和孩子们后路打算。 袁世凯走后，袁府乱成了一锅粥。正房有名分，长子手握权力，几房姨太太各怀心思。有人开始明争暗斗，有人请亲戚朋友出面帮腔，还有的赶紧动脑筋，想法子拿到更多家产。 杨氏此时反倒冷静得很。她没和人吵闹，也没打官司，而是悄悄收拾好细软，带着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离开袁家。她懂得，世道变了，靠别人的恩典不如靠自己手里的家底。她没拿多少首饰和摆件，关键的保险柜和挂钟在身边，其他都放得下。她带走的，是“家族未来的种子”。 离开袁府后，杨氏没有依靠娘家，更没指望袁家老爷子的老部下帮忙。她用手里那点家底，直接投身商界，投资纺织、食品、地产，把理财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大儿子袁克桓后来成了启新洋灰、江南水泥等企业的董事长，是当时响当当的民族企业家。其他子女也各有建树，没靠祖宗的余荫混日子。杨氏始终坚持让孩子靠自己本事吃饭，不许他们沾染官场，更不许打袁世凯的旗号抬价。 有人说杨氏命好，分得多家产。可细细琢磨，袁家后来被分成几块，许多原配正房、侧房家里连生活都难以为继，只有杨氏一支，凭着一手本事杀出血路。她没有依附权贵，没有浪费一分家产，连对外打交道也只看账本不看面子。 有意思的是，早在1915年“洪宪帝制”风波未平时，杨氏就敏锐察觉风向不对，悄悄把一部分资产转到天津、上海，甚至利用购货名义把钱分批放在亲戚名下。 杨氏1937年病逝，家里为她办了极为简单的葬礼。没有吹吹打打，没有高朋满座。她留下的，不是满屋子金银首饰，而是家风和本事。 杨氏临终前特意叮嘱孩子：“靠山山倒，靠水水干，只有靠本事才是长久。”袁世凯当年有多风光，没了本事和远见，照样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