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李宗仁回大陆后，没有拜访任何开国元帅，反而拜访了一位大将 “1965年8月20日，北京南池子，午后两点——’张先生，可算把您盼来了！’李宗仁推门，声音略带沙哑，却听得出急切。”当时在场的警卫员后来回忆，屋里很静，风扇咯吱作响，谁也没想到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归国后的第一站竟是张云逸家。 李宗仁此番回到大陆，表面看来只是“落叶归根”，实则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心理博弈：是继续在美退守，还是乘着国内统战的东风，亲自看看曾经的敌手又或是老友？最终，那一纸回国申请书递到了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处。周恩来批示：“可行，促成。” 飞机落地首都机场，迎接队伍里既有周恩来，也有张治中、傅作义、杜聿明等熟面孔。作为历史见证人，他们的合影随后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但媒体并不知道，李宗仁心里惦记的，是南池子胡同那位穿灰布中山装的大将。 张云逸的名字在许多军史著作里并不抢眼，然而军中老人常说：“论资格，他比不少元帅都老。”1911年参加同盟会，南征北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1930年代加入中共，北上南下，资历深得难以概括。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统战关系——能与桂系打交道的人里，他排首位。 一九二八年，桂林。李宗仁为稳定广西，曾把张云逸的家属软禁，逼他“回归国民党”。此事后来被李宗仁视为“桂系生涯最大之误”。那年冬天，张云逸暗中加入共产党。至此，两人立场分道，却未真正反目。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派张云逸赴香港、桂林筹划统一战线。李宗仁需要援手，他自然想到眼前这位熟知桂军脾性的老友。“打鬼子要紧，别的以后再说。”据说两人在香港茶楼里低声商议，只这一句便定下桂系对外的公开立场。 台儿庄会战前夕，津浦铁路南北呼应。张云逸指挥新四军袭扰侧翼，129师捣毁补给线。正面战场上，李宗仁豪言“诱敌深入，一举歼灭”。战后，日军死亡两万余，国内外舆论齐呼“中华第一胜”。周恩来评价李宗仁一生有两件功绩，其一便是此役。另一件，就是1965年的归国。 归国后的拜访次序，看似小节，实则文章。新中国成立十六年，各地将帅星罗棋布：北京有朱德、彭德怀，西山有叶剑英，南京有陈毅，西安有贺龙。李宗仁却偏去南池子。他不是不敬元帅，而是要先弥合那段私人旧账。张云逸提前换了新家具，茶几上摆着广西梧州六堡茶。门一开，两人对视几秒，李宗仁立正、鞠躬，“张先生，当年多有得罪。”张云逸侧身让座，只答：“都过去了。” 外界随后出现不少猜测：有人说李宗仁希望借张云逸的口向中央表达诚意；有人说这是桂系内部“兄弟敘旧”；还有人把他与蒋介石回台后的孤立作对比，映衬“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可否认的是，李宗仁深谙政治分寸，他跳过元帅，先访大将，既避嫌，又彰显个人选择的独立性。 有意思的是，张云逸当年在西南统战成绩突出，却极少对外宣扬。毛泽东在延安曾调侃道：“云逸同志能与桂系喝酒吃辣，别人不行。”一句“能说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一”，外界多以为是玩笑，其实含金量极高。桂系对中央历来态度摇摆，张云逸靠的偏偏不是高位，而是老资格和个人交情。 笔者翻阅档案时发现，李宗仁回国申请书最初起草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那一年，中美对峙升级，台湾当局防务经费被压缩。李宗仁在美国的补贴骤减，生活并非外界想象的优渥。1964年底，他与夫人郭德洁在纽约长岛租住的小屋租金到期，无力续约，只好搬到子女家。正是在这种现实压力和政治气候的双重作用下，他产生归国念头。周恩来敏锐捕捉信号，通过张治中牵线。大环境如此，小切口却从张云逸入手，颇见统战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回国后在公共场合只字未提蒋介石，也极少谈台湾。他在与周恩来多次交谈中反复强调“愿做桥梁”。周总理每次听完都笑而不语，只在日记里留下一句：“此人终究有用。”事实证明，李宗仁晚年确实协助了若干在海外、台湾的桂系旧部回归，虽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 1974年，张云逸病逝。李宗仁当时已病体羸弱，但硬撑着参加追悼会，捧着花圈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有人劝他坐下，他摇头：“该敬的礼，不能少。”这份执拗，既是对朋友的道义，也是对往昔的补偿。同年十二月，李宗仁亦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三岁。遗嘱里提到三个人：母亲、夫人郭德洁，以及张云逸。寥寥数语，却把恩怨情仇写得分明。 历史有时像条蜿蜒小路，明明走过千山万水，回头一瞧，最深的脚印却留在某个看似不起眼的转角。南池子的一躬，消解了三十多年的隔阂，也在国共双方的档案里画下一笔温和的注解。官方电台当晚播报这条新闻时语气平淡，然而对于经历了烽火与流亡的一代人而言，那一幕远比礼仪规格更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