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越南副主席黄文欢经巴基斯坦逃到中国，儿子后来成副部级，1989年带母亲、儿子来华与父亲团聚。 黄文欢，1905年出生在越南乂安省一个读书人家，从小就不是那种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家境不错，父母希望他走科举老路，但他却一心想着救国。1924年，19岁的他接触到胡志明的革命思想，果断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从此踏上了革命这条“不归路”。那时候的越南还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年轻人要么逆来顺受，要么起来反抗，黄文欢显然选了后者。 1926年，他跑到中国广州，参加胡志明办的政治训练班。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交的是一群志同道合的越南朋友。这段经历让他对中国有了特殊感情，也为他后来的选择埋下了伏笔。学成回国后，他干起了“地下工作”，白天装成教书先生，晚上偷偷串联群众，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民族独立的重要性。那会儿没啥高科技，他就靠一张嘴和一腔热血，硬是把不少农民和工人拉进了革命队伍。 1930年，黄文欢正式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从“业余选手”变成了“职业革命家”。他跑过泰国，混进越南侨民堆里鼓动大家支持祖国独立；1936年又来到中国南京，帮着建越南独立运动同盟会。那时候，他跟同志们没日没夜地讨论怎么推翻殖民统治，熬夜是家常便饭。1941年，他被派到广西龙州，在当地设了个越盟办事处，跟范文同、武元甲这些后来响当当的人物一起干活。他接地气得很，经常跟农民聊家常，建联络站、筹物资，硬是把越盟的根基扎了下来。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成功，法国殖民者被赶跑，黄文欢也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他当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驻在北京。那几年，他忙着跑中越两国的合作项目，经济、文化啥都管，恨不得把两国绑得更紧些。中越友谊那会儿真挺好的，他也算出了大力。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风向就变了。 1969年，胡志明去世，越南政坛开始乱套。黎笋上台后搞亲苏反华那一套，跟黄文欢一直信奉的中越友好路线对着干。黄文欢不是那种会低头的人，他在党内会议上公开反对黎笋，说他这是瞎折腾，早晚把国家带沟里去。结果可想而知，黎笋集团把他当眼中钉，1976年开四大时，以“年纪大、身体差”为借口，把他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踢了出去，只留了个国会副主席的虚职。 更过分的是，黎笋还派人盯着他，家里办公室都装了窃听器，出门都有人跟着，连散个步都不得安生。党内还放风说他被监视，搞得他跟孤家寡人似的。1979年4月，黎笋让他去参加个展览会开幕式，想拿他当反华的“道具”。黄文欢不干，穿上中国式军装，戴上中国式军帽，摆明了跟黎笋对着干。可这时候，越南党中央已经通过反华决议，他一看国内没啥希望了，干脆决定跑路。 1979年7月，他找了个机会，说自己身体不好，住进河内108军医院。医生检查说他肺部有问题，建议去东德治病。7月3日，他带着秘书和医生上了飞机，计划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中转。到那儿后，他假装累了，说要在当地歇几天，把秘书打发走，只留医生陪着。当晚，他瞅准机会溜出旅馆，打车直奔中国总领馆。敲开大门后，他跟总领事表明心意，说要去中国。第二天，中国这边派车把他接走，上了飞北京的飞机，从此跟越南彻底拜拜。 到了北京，黄文欢先被送去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好在治疗及时，手术加中西医调理，他的身体慢慢扛住了。1979年8月，他在京开了记者会，痛批越南当局的政策，说中国是越南人民的老朋友，得好好珍惜这份情谊。这话一出，国际上炸了锅，越南政府气急败坏，立马开除他党籍，还缺席判了他死刑，想把他彻底抹黑。可黄文欢压根没怕，他在中国安顿下来，继续干自己想干的事。 在中国，他帮着越南爱国者办了份《越南消息》，跟外界讲越南的真情况，揭黎笋集团的老底。他还常跑南方，见那些逃到中国的越南侨民，听他们诉苦，鼓励大家为和平努力。1983年，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见了他，俩人聊得挺开心，邓小平问他身体咋样，他笑呵呵地说每天游半小时泳，精神头儿还不错。1989年，他儿子黄日新带着母亲和自己的儿子从越南过来，一家子在北京团聚，总算圆了多年的心愿。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因肺部感染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他走前交代，一半骨灰葬在北京八宝山，墓碑上写着“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另一半撒进红河，算是对故乡的交代。他的故事，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传奇，也是中越关系的一段缩影，挺值得琢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