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十年。一个人死后还能被“处置”十年，这不是恐怖故事，这是清朝真正发生过的事。那年是雍正四年，十月初三，天刚擦亮，菜市口法场人头攒动。汪景祺，52岁，斩首示众。他的头颅高高悬挂，不像普通死囚，晒一天、两天，风干了就算。这一挂，就是整整十年，直到乾隆登基才准许收尸。 一场“文字狱”的极致演绎。有人写文溜须拍马，结果人头落地，还不能入土为安。是他不识时务，还是这一代帝王心狠手辣？汪景祺的故事，要从头讲起。 这人出身不差，字无巳，号星堂，是江苏人。少年得志，年纪轻轻便中过举人。后来想进士不中，换条路走，靠人脉靠文才混官场。他最风光的时刻，是进了年羹尧的幕府。那时候年羹尧如日中天，青海平定、西藏复归，一时威名压过诸臣。 年羹尧器重他，没把他当下人使唤，而是真当“文胆”看待。随军西征，他带着笔墨卷轴，边走边记，写出一本《西征随笔》。这书写得太猛了，猛在哪？不是骂人，而是夸人，夸得肉麻，夸得夸张。他说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还说“千古未有”，把唐朝的郭子仪、宋代的裴度都贬下去。他不止夸年羹尧能打，还暗戳戳贬圣祖康熙，说什么“今得人矣”，暗示康熙不识人，年羹尧才是真明主。 这些话当时没事。年羹尧得宠，他跟着吃香喝辣。但风水转得快。雍正三年，年羹尧被查。前后不到半年，罪名越查越多，从擅权自大到勾结番地，洋洋洒洒九十多条。最后雍正赐他自尽，算是留了点体面。但跟着年羹尧混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成了“铁证”。皇帝亲自翻阅，勃然大怒：这是讥讽先帝、捧杀我朝大臣的“悖逆之书”。书中文字被拿出来逐字分析，一句句拎出来定罪。于是文人落难，罪名不是谋反，不是通敌，而是“狂悖不经，大逆不道”。 雍正办案讲效率。十月初三，汪景祺在菜市口被斩首。他不是高官，他连年羹尧身边的红人都算不上，但这案子要立威。杀了他还不够，要“警后人”。所以脑袋挂起来，不给收，不给葬，任凭风吹日晒，雨打霜冻。 菜市口是北京最繁华的法场，百姓买菜经过，商贩小贩来来往往，人人都看见那颗头颅。头发掉了，皮烂了，最后剩下一副干枯的骷髅。人们背地说：“这不是脑袋，是皇帝立的招牌。”清代文字狱不少，但像汪景祺这样死后还要被示众十年的，只有这一个。 这还不够。他的妻子，被发配到黑龙江做苦役。兄弟亲族五服以内，统统革职，发配宁古塔。书生写文，本是风雅之事，这一回成了灭门之祸。 这一挂，就是十年。不是因为没人说情，是没人敢说。雍正朝权力集中，敢言者寥寥，哪怕清流言官也噤若寒蝉。文人自此写字谨慎，连“圣祖”两个字都不敢随便提。 到了1735年，乾隆登基。新皇初政，讲究“宽大”，也要洗去雍正的铁血印象。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说：“头颅悬了十年，是不是该让人家入土为安？”乾隆点头。这一年，汪景祺的头终于从菜市口摘下，择地埋葬。 故事到这儿，好像告一段落了。但余波未息。《西征随笔》被列为禁书，连抄本都被追缴。谁收藏，谁传阅，轻则革职，重则治罪。文字狱，从“隐讳”到“颂敌”，每一步都踩在刀锋上。汪景祺死得不是最冤的，但却是最“吓人的”。他的头，像一块活生生的碑，竖在京城最热闹的路口。 历史没有如果。如果年羹尧不败，汪景祺可能官运亨通；如果他少写几句浮夸拍马的词句，也许能全身而退。但历史不是小说，不讲情理，只讲结果。清朝两百多年，文字狱上百起，多少文人因言获罪，汪景祺只是其中之一，却因那颗悬挂十年的头，被永远记住。 他不是谋士，也不是奸臣。他是一个文人，一个想走捷径的书生。写了几段诗文，想博权贵一笑，却没想过权贵也有垮台那天。更没想到，皇帝的笑脸背后，是冷得让人骨头发凉的杀机。 十年，一颗头。没有更冷的象征，没有更沉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