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中顾委常委101岁逝世，两次冒犯毛主席，留下一终生憾事 “张书记，这话真要直接对毛主席说？”——1957年5月的中南海，助手小声询问。张劲夫点点头，只留下一句：“不说，科学家就完了。”他的态度干脆，像当年在战壕里下令冲锋一样果决。八年抗战、三年解放，他早已习惯把自己押上赌桌，只不过这一次，他要护的是钱学森、华罗庚们的脑袋。 1914年，安徽合肥一个贫寒农家迎来了一名男婴，祖母用土办法接生，给他取名劲夫——“当像顶天立地的男子”。他确实早熟，一年读完四年小学课程；16岁考进陶行知的南京晓庄学校，被那句“教育即生活”深深击中，立志“先改自己，再改社会”。陶行知后来回忆：“这孩子眼里有火。”火焰在上海地下斗争中越烧越旺，1935年底，他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上海已是暗流汹涌，日机低空轰炸，他在弹坑旁分发传单，肩上落满尘土。 抗战爆发后，张劲夫转入新四军。刘少奇到淮南视察，见这位瘦高个儿正忙着统计粮秣，随口一句“有干劲”，从此“劲夫”两字在部队里叫得更响。1944年，他被派到华中党校讲课，培养未来接管大城市的干部。课堂之外，他常和学员围坐烧柴火，“城市像一张白纸，要写字先得磨好墨”，一句大白话让年轻人豁然开朗。 新中国成立，张劲夫进入国家财经战线。1950年抗美援朝，华东局拿出大笔军费，他被毛主席称赞“华东有钱、有人才”。可他心里清楚，钱能解决钢筋水泥，却买不到尖端科学。1956年，中央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副院长。郭沫若是院长，更像精神领袖；具体事务，落在这位“外行”肩上。很多科学家最初有疑虑，张劲夫索性把办公室搬到实验楼，每天吃盒饭陪他们讨论。《中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就在这种“围炉夜话”中出炉，400多位专家签字，成为后来“两弹一星”的蓝本。 反右派运动骤起，风声鹤唳。中科院一百多位学者名单送到他桌上，只要他签字，就有人会被划为“右派”。他顶着压力跑去见周总理，再敲毛主席办公室的门：“这些人是国宝，不能动。”毛主席抬头：“你胆子不小啊。”张劲夫干脆回敬：“保护科学家，就是保国家。”最终，中央文件写明“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一律保护过关”。华罗庚、童第周由此免遭厄运。那是他第一次“冒犯”毛主席，也是科学界记住他的原因。 第二次“顶撞”发生在1959年初。四害之一的麻雀被列入“必除名单”，全国敲锣打鼓追打。中科院生物学家递来厚厚一摞数据：麻雀一年能吃掉无数害虫，若全部消灭，虫灾可能更狠。张劲夫看完，当晚用个人名义上报《关于保留麻雀问题的意见》，对主席提出异议。1960年3月，毛主席批复：“麻雀不打了，改打臭虫。”生物学界松了口气，张劲夫又赢了一局，但他自己在日记里写道：“个人进退事小，科学规律事大。” 70年代中，他短暂接任财政部长，国库紧张，工厂停摆，他力主“改革才能突围”。1978年后，担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长，召集120多名青年经济学者闭门讨论价格体制。会上争论激烈，有人担心“放开价格风险太大”，张劲夫一拍桌子：“不改，风险更大！”“双轨制”雏形由此形成。1988年，他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直言“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新载体”，自称“志愿兵”去摸石头。当年年底，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挂牌，中国资本市场的火种被点燃。 另一项鲜为人知的功绩是“引进国外智力”。缺设备，更缺懂现代管理的人，张劲夫领衔的领导小组既谈条款也谈心。外国专家担心回国受查，他写信给对方政府部门，“学术交流不该背负政治包袱”。1984年前后，来华专家从每年几百人跃升至数千人，项目覆盖农业、机械、通讯。有人笑他“天天陪洋人”，他反问：“不学最新技术，谈什么现代化？” 1992年，中顾委撤销，这位常委才真正退休，但仍保留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一职，他说那是“小平同志交办的活计，不能撒手”。2015年7月31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成为最后离世的中顾委常委。病榻旁只有一张祖母旧照，他目光停留良久。少年离家、戎马半生，祖母去世时他在前线，连最后一面都未见。这件事成了永远的痛。他曾两度写诗纪念老人：“寸草不报春晖”，八十岁提笔时仍字字颤抖。 有人问他，倘若时光能倒流，最想补什么课？他沉默片刻，“回家吃碗祖母煮的面”。国家与亲情，他选择了前者，留下后者在心底翻涌。如今人们翻阅科技史、财经史，总能看到这个名字。他给外界的背影总是干练，可在那张泛黄的祖孙合影里，另一种柔情悄悄定格。冲锋号声已远去，老人早已合上笔记本，但他的选择、他的遗憾，仍让后人心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