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时，邻村一位男的，是位公办老师，任着小学校长，三十多岁的他早已是有妇之夫，并且膝下已有一子，老婆漂亮贤慧，儿子聪明伶俐，家庭和睦幸福。村里人提起陈立仁校长，都要竖起大拇指，说他写得一手好粉笔字，训起学生来严厉，可私下里总把舍不得吃的粮票匀给交不起学费的孩子。 那天傍晚，我娘从田里回来，手里攥着块碎花头巾，神神秘秘地对我爹说：“东头纺织厂新来了个下放知青，叫林月如，模样俊得跟年画里走出来似的。听说还是省城来的高中生，被分到陈校长班上代课。”我趴在窗台上偷听，看见月光落在娘手里的头巾上，像一片揉碎的云彩。 没过多久，村里就传出闲话。说陈校长总留林月如在办公室改作业到深夜，说有人看见林老师的白衬衫领口沾着蓝墨水，那是陈校长钢笔漏的墨。我放学路过学校，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缝，看见陈校长正手把手教林月如打算盘，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墙上晃啊晃。 事情闹大是在深秋。陈校长的妻子李秀兰抱着发高烧的儿子冲进学校，正撞见林月如蹲在地上，用手帕给陈校长擦溅在裤腿上的墨汁。李秀兰怀里的孩子烧得满脸通红，嘴里却还喊着“爸爸”。陈校长慌忙去接孩子，李秀兰后退半步，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碎花棉袄上的补丁蹭过林月如崭新的的确良衬衫。 当晚，生产队的喇叭里突然传来争吵声。我挤在人群里，看见李秀兰站在主席台上，手里举着本蓝皮笔记本：“大家都看看！这是他藏在枕头底下的！”泛黄的纸页被风吹开，上面写满工整的钢笔字，有数学公式，有古诗，还有一行被反复描深的句子——“月如教孩子们唱的歌，像春天的溪水”。 林月如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嫂子，那些只是教学笔记......”话没说完，李秀兰突然把笔记本狠狠摔在地上：“教学笔记？你怎么不写怎么勾引别人丈夫！”人群顿时骚动起来，有人捡起笔记本撕成碎片，纸片像雪片似的落在林月如脚边。 陈校长从人群里冲出来，想护住林月如，却被几个汉子拦住。李秀兰抱着孩子转身就走，陈校长在后面追，脚下踩到撕碎的笔记本，重重摔在泥地里。我看见月光照在他的眼镜片上，反着冷森森的光，分不清是眼泪还是泥水。 第二天，林月如被调去了后山的扫盲班。听说她走的时候，只带了个装着课本的旧帆布包。陈校长照常来学校上课，可再也没人见他笑过。他的粉笔字依然工整，却总把黑板擦得发白，像是要擦掉什么痕迹。 十年后我考上师范，在县城的书店遇见林月如。她穿着藏青色外套，头发剪成齐耳短发，正踮着脚够书架顶层的《教育学》。见我盯着她发呆，她笑着问：“小伙子，帮个忙？”我伸手取下书，看见扉页上写着“赠立仁兄”，落款日期是1968年春。 “还在教书？”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摸着书脊点点头：“在城郊小学，带毕业班。”阳光透过书店的玻璃洒在她脸上，我忽然发现她眼角有了细纹，却比当年更有光彩。分别时，她往我手里塞了块水果糖：“替我谢谢你们村的乡亲，要不是当年去扫盲班，我怕是一辈子也当不上老师。” 后来听说，陈校长在退休前把所有积蓄捐给了村小学，自己住在学校旧宿舍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跟儿子去城里享福，他摸着墙上的老照片说：“有些债，要用一辈子还。”照片里，年轻的林月如站在开满油菜花的山坡上，手里举着野花，笑得比阳光还灿烂。而照片背面，用褪色的钢笔写着一行小字：“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