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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谍战剧中,主角往往是个人情愫与家国情怀交织,一边做特工,一边谈恋爱,在酒吧

在很多谍战剧中,主角往往是个人情愫与家国情怀交织,一边做特工,一边谈恋爱,在酒吧、舞厅成为焦点,在街头一袭风衣潇洒行走,一言不合就身手矫健地当街杀人。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真实的谍战跟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灯红酒绿之下俊男靓女飞檐走壁、喋血街头的情节完全不同。 你看电视剧里那些谍战主角,不是手里拿枪,就是在谈恋爱。今天从舞厅跳舞跳到密谋情报,明天在街头一身风衣当街追杀叛徒。可你真去翻一翻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搞地下工作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剧情,八竿子打不着。 说到底,真实的地下工作,根本不是靠一腔热血,也不是靠什么美色、金钱,更不是靠枪。周恩来当年就说得很明白:中共搞地下斗争,有三样东西不能碰——金钱收买、美色引诱、手枪恫吓。 比如夏衍。他不仅是作家,还是干过地下工作的老资格。建国后,组织给他定了个“副兵团级”的待遇——这个级别在军队里能对标到李克农、韩先楚那一批将领。他说的话,含金量够了吧?他就明确指出,《敌营十八年》那样的谍战剧,编导压根不懂周恩来的规矩,拍出来完全是想当然。 我们来讲讲真实的事。 上海武定路有一栋不起眼的小楼,是中共特科早期活动的地方。那时候叫“中央特科”,干的就是秘密战线上的活。陈赓当年就在那带着“红队”锄奸。你以为他们人人腰里一把枪,街头一出现就枪响人倒?错了。整个“红队”最多也就四支手枪。而且枪只能在执行任务时带,平时是不许随身的。为啥?因为你要是天天带着枪在街上溜达,被巡捕搜出来,那不是找死吗? “红队”干掉过谁?比如何家兴、白鑫。这俩人可不是普通敌人,一个是叛徒,一个掌握大量机密。这种时候才出手,而且行动要快、要准,干完就走,不留痕迹。也就是说,不是剧里那种“情绪上来了就拔枪”,而是每次都是不得不动手,而且要做到滴水不漏。 你再看陈为人这个人。他是1920年代加入党的老党员,后来被安排在上海守着中央文件,那可是党成立以来积攒的全部档案。结果一段时间和组织失联了,他不敢露面,也不敢去找熟人借钱。那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活着,硬是靠着租屋、卖家具、吃红薯,一守就是好几年。 这些年他怎么过的?白天穿得人模狗样,装成一个富商,晚上偷偷往屋里运红薯,吃了再吐痰。到1936年党终于找到他,他已经病得吐血了,第二年人就没了。他不是为国家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但他守住的那几十箱文件,是我们党的命脉。 说到底,这才是“谍战”。没有浪漫、没有香槟、没有拥吻。只有孤独、恐惧和等待。 地下工作是个“看不见”的职业。干这行,越普通越好。你长得帅?不好意思,别来了。因为你太容易被人记住。一个帅哥或者美女在街上晃几次,附近人都会注意到你。而搞地下工作的人,目标就是永远不被人记住。所以,他们特意找那种长得毫无特点、声音平平、举止不显眼的人。甚至有的会特意避开长得太好看的人,生怕沾上光反而连累了自己。 再看钱壮飞。这名字你可能不熟,但他是中共早期情报系统的“三杰”之一,和李克农、胡底并称“龙潭三杰”。他最厉害的事是在国民党中统当上了科长,天天能接触到蒋介石内部情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在南京密谋镇压共产党,制定了“清党计划”。就是这个计划,被钱壮飞偷偷传回来了。 毛泽东在苏区收到情报后立刻做出部署,这才没有让党中央全军覆没。想象一下,要是这份情报没送出来,党可能在江西那一仗就垮了。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坐在这说话,真说不准。 可钱壮飞呢?1935年在贵州牺牲时,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他的情报、他的身份,几十年后才被人知晓。他死的时候,不到四十岁。 你再看胡底,原来是北洋政府的警察,后来转到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他在南京站了一年,送出无数重要情报,却从不留下手迹。他说:“搞这个工作,就是要自己一辈子不能留下名字。” 所以你看,那些真正搞情报的人,都是“隐形人”。他们不求名,不求利,也不求谁来替他们拍戏。他们明知道干这个活有多危险,但还是硬着头皮上。他们知道,自己手里拿的,不是枪,是整个民族的命脉。 讲到这你会发现,这些故事根本不需要什么“戏剧冲突”。他们本身就已经够残酷,够动人。他们没有“舞厅情缘”,没有“火拼街头”,但他们的一举一动,是真正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走向。 有些人把“谍战”想得太浪漫,好像是另一种武侠。但真相是,最厉害的地下工作者,是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名字的人。 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也不敢谈。他们没法跟谁真心说话,甚至连睡觉都得睁一只眼。有人孤独终老,有人死在异地,没有墓碑,没有名字。 可他们换来的,是今天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