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50年9月，美国洛杉矶机场，钱学森提着行李箱准备登机。 这位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刚办妥回国手续，打算经加拿大转道香港。 托运的八箱行李里装满了科研资料和书籍。 他没想到，美国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得知消息后，立刻向移民局施压：“这人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走！” 一句话彻底改变了钱学森的归途。 移民局官员在登机口拦下他，以“携带机密资料”为由扣押全部行李。 几天后更以莫须有罪名将他逮捕，关进特米诺岛监狱。 牢房里阴冷潮湿，狱警每隔两小时开灯审问，连续十五天不让他睡觉。 妻子蒋英抱着两岁幼子四处奔走，凑齐1.5万美元才将他保释。 出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漫长的软禁——联邦调查局特工24小时监视住宅，电话被监听，连倒垃圾都有人跟踪。 这种囚徒生活持续了整整五年。 转机出现在1954年秋。 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天安门国庆阅兵的消息，冒死将求救信夹在蒋英寄往比利时的家书中，辗转送到中国外交部。 周恩来总理立即指示谈判代表：用朝鲜战场俘获的11名美军飞行员交换钱学森！ 经过十轮艰难谈判，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望着渐远的旧金山港，他在甲板上对妻子说： “这五年像场噩梦，但值得。” 1955年初冬的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陈赓大将握着钱学森的手问： “钱先生，咱们自己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望着哈军工简陋的实验室，答得斩钉截铁： “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当然能！他们有的我们会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句话让陈赓连夜向中央发电报，促成中国导弹研制计划启动。 回国不到三个月，钱学森便领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这个新中国首个导弹研究机构设在北京西郊车道沟，几排平房原是华北军大营房。 院里仅有三辆公车，研究员外出得排队等车。 有次钱学森去中南海汇报，因等不到车差点迟到。 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后，立即让秘书协调配车。 解放军后勤部特批一辆天蓝色别克轿车——当时全北京仅有两辆。 谁知聂帅看到这辆扎眼的进口车，当场沉下脸：“换掉！太招摇！” 秘书不解：“这车安全系数高...” 聂帅指着亮蓝色车身： “敌特在暗处，这颜色隔三里地都能看见！给钱教授配辆黑色国产车，玻璃贴防爆膜。” 第二天，钱学森就坐上了低调的黑色吉普。 后来他才知道，台湾方面当时已将他列为暗杀目标。 聂帅的细致不止于此。 有次钱学森与副院长王诤同去汇报，王诤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 聂帅特意留下王诤提醒： “你是老革命，但技术上要多让钱教授发言。” 此后每次汇报，王诤都主动让钱学森先讲。 导弹试射前聂帅更特批： “技术问题你全权决定，不用层层请示，直接给我发电报！” 1960年11月5日，酒泉基地寒风凛冽。 钱学森盯着发射架上银白色的导弹，这是用苏联废弃部件组装的“东风一号”。 倒计时结束，导弹呼啸升空，七分钟后命中目标区。 观测员激动地喊出飞行距离时，钱学森却蹲在地上——过度紧张引发胃痉挛，疼得直冒冷汗。 四年后“东风二号”发射前夜，技术人员发现燃料箱被撞凹。 钱学森通宵计算结构强度，凌晨致电聂帅： “凹陷处应力在安全范围，建议按时发射。” 聂帅回电只有六个字： “按科学家的办！” 1966年深秋，“两弹结合”试验进入最后阶段。 钱学森在罗布泊戈壁滩连续工作三个月，嘴唇裂出血口。 导弹核弹对接时，他亲自爬进狭小的仪器舱检查线路。 10月27日，核导弹准确命中靶心，现场沸腾的人群中，钱学森却靠着吉普车睡着了——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 从1955年归国到1966年核导弹试验成功，十一年间钱学森带领团队实现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