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邓小平视察兰州504厂，一家对外绝密的铀浓缩工厂，在车间角落，他看见一个穿工装的女工，随即一愣，走上前问：“你怎么在这儿？”对方低声说了句：“执行任务。”邓小平愣住了，这不是1959年在全国群英会上戴大红花的女科学家王承书吗？怎么跑到戈壁滩当起了无名工人？ 王承书出生于1912年的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她的名字都是父母从《尚书》中精挑细选的，不同于其她民国时期不受重视的女子。 她自幼聪慧，父母将她视为骄傲，一直培养她在数学上的天赋。 1939年，30岁的王承书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甚至几年间，她都是班上的唯一的女学生，11年后，她还以已婚的身份，让密歇根大学破例接收了自己。 1951年，她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直接轰动了整个物理界，至今被沿用。 可她在最受追捧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 王承书在美国的名气和事业，如日中天时，选择了和钱学森一样回国奉献。 1956年，王承书被选中从事尖端的“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这和原本的研究方向截然不同，为了保密还需要隐藏身份，可能之前的荣誉甚至之后的荣誉，都无法再让她从容的站在聚光灯下。 面对前三强让她再三思索的劝告，王承书说：“我愿意”。 钱三强告诉她之后都要隐姓埋名，王承书依旧是“我愿意”。 接手工作后，王承书和8岁的儿子分别，带着一些同志去苏联学习，光是火车就坐了7天7夜，但是她不敢歇，在苏联如饥似渴的汲取知识。 回国后，将自己带回来的资料翻译成中文。 在1961年，王承书隐姓埋名去了504厂，她隐藏了身份埋头研究，打破了苏联专家撤走时说的“你们的机器会变成破铜烂铁”的预言。 那时候，因为没有超级计算机，王承书几乎都是用手算的。 她熬了几夜，草稿纸堆满了一间屋子，有时候必须用砖头压着，才能防止这些纸混在一起。 3年后，中国第一批合格的高浓缩铀提取成功，这也证实着距离两弹材料的技术瓶颈被突破，就差最后一步。 可在官方的通报奖励名单上，却没有出现王承书的名字。 她就像是一个默默工作的普通技术员工，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轰动美国的物理学家，也只有邓小平曾经见到她，对这位优秀的女性印象格外深。 邓公感慨道：1959年你胸口戴着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后来就没有你的消息了，连你先生张文裕都不知道你去哪里了。 虽然身份不一般，可王承书却十分节约。 她一个月又280多块，自从1961年入党后，每个月交200元党费，剩下80多吃饭，还会拿出一些资助学术活动和困难人员。 1992年，王承书的丈夫去世，留下了10万块。 她也一分没留，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在西藏的某个偏远地方，建立了一所文裕小学。 晚年时，因为王承书的眼睛患上了白内障，医生建议她打10针进口药，就是有点贵，每支药600元。 王承书几乎没有积蓄，她开玩笑的说：“你看我这双眼睛还值6000元吗？” 在她口中，自己仿佛不是那个给国家解决困难的大人物，而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将自己和普通人放在一起。 但她值得，没有那个不论白天黑夜都在计算的王承书，我国的造核计划不知道要延后多久，但每提前出来的一分一秒，都无法贡用金钱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