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西霸戎夷为何因三良殉葬让秦国260年无法东进？ 秦穆公执政期间,对“戎”发起征伐。秦国向西北方向多民族分布地区的发展取得历史性的重大成就。《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秦穆公谋求霸业的成功,得到了周天子的充分认可。“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体现了正式的肯定。然而秦穆公人生终点的表现,却因“三良”“从死”悲剧在后来的历史评论中受到责难。“三良”即秦穆公时代三位著名贤人,因殉葬穆公,无辜丧生,成为人才史上的历代叹惋的文化主题。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朱熹说:“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得为无罪。”认为“三子自杀以从之”,也不能“逃”其罪责。朱熹还写道:“今观临穴惴慄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又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朱熹之说表达了生命关怀。而所谓“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未必中肯。《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是必然的情感反应。然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很可能正是实情。 关于“三良”之死的细节,《秦本纪》张守节《正义》还这样写道:“杜预云:‘以人葬为殉也。’《括地志》云:‘三良冢在岐州雍县一里故城内。’”又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据应劭说,“奄息、仲行、鍼虎”之所以“从死”,是在“饮酒酣”的情形下曾经慨然“许诺”了秦穆公“生共此乐,死共此哀”的约定。 《史记》所谓“收其良臣而从死”,梁玉绳《史记志疑》有所讨论:“附案:史公所说本于《左传》、《文选》王仲宣诗所谓‘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也。然考《汉书·匡衡传》注应劭曰‘穆公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等许诺。及公薨,皆从死’。则是三良下从穆公,出于感恩戴德之私,而非穆公命之殉也。曹子建诗‘穆公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殁同忧患’。苏东坡诗‘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俱本应氏说,乌得云穆公夺之善人哉。昔贤谓三良死非其所,欲与梁邱据安陵君同讥,非偏论已。柳子厚诗‘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东坡晚年和陶诗又云‘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刺三良而责康公,所见益高。” 秦穆公西霸戎夷，拓地千里，却因三良殉葬留下历史污点。《史记》载其死后177人陪葬，三良含冤而亡，《黄鸟》之诗哀恸举国。此举既违背“遗德垂法”的治国之道，更使秦国人才凋零，“百夫之特”的贤臣消逝，寒了天下士子之心。朱熹斥其“罪不可逃”，司马迁断言“秦不能复东征”，皆因殉葬制度暴露秦国文明滞后，生命意识觉醒迟于中原。穆公虽霸西戎，却因这一短视之举，让秦国错失东进良机，260年困守西陲，终成霸业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