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位身材瘦削、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老人很爽快，开门见山说道：“我没别的事，就是想为这名单上的一百多人澄清一个事实，他们不是叛徒！” 这位老人名叫谢汉光。为了说出这句话，他已经在对岸的深山老林里以一个叫叶依奎的假身份，隐姓埋名、担惊受怕地活了整整38年。 两岸探亲的闸门一开，他便迫不及待地混在返乡的人潮中，怀里揣着的正是那份浸透了血与泪的名单。名单上的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段惊心动魄却又戛然而止的人生。 郭琇琮这名字今天听来或许有些陌生，但在当年的台湾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出身台南望族，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妥妥的社会精英。 他的人生本该是开一家诊所，受人尊敬，安稳富足。可这位才子骨子里烧着一团火，早在日据时期就因反抗殖民统治而坐过牢，肋骨都被打断过。在他看来，个人的安逸在整个民族的苦难面前，轻如鸿毛。 台湾光复后，面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黑暗，郭琇琮彻底放下了手术刀，投身到了更宏大的手术中，改造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他秘密加入了我党，成为了台北地下组织的骨干。 他没有选择空喊口号，而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团结群众。当时台湾霍乱横行，他便带着青年学生组成防疫队，深入最偏远的乡村，亲手建立隔离医院，推广公共卫生。 他想用科学去破除民众心中的迷信，也想用行动去赢得民众的信任。 他甚至还跨界当起了编剧，亲自操刀改编了一出改良版的歌仔戏《白蛇传》。在他笔下白素贞不再是蛇妖，法海也不再是高僧，而是一个象征着被压迫者与封建恶势力的斗争故事。 他想用这种最接地气的方式，向普罗大众传递革命的火种。 然而，理想的火焰终究没能烧过白色恐怖的寒流。1950年，由于叛徒出卖郭琇琮被捕。面对酷刑他坚贞不屈。 临刑前，他通过同样被捕的爱人林雪娇留下了最后的遗言，那字句至今读来仍让人热泪盈眶：“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将骨灰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1950年11月28日，他32岁生日那天穿着一件向难友借来的白衬衫从容赴死，他要让自己的鲜血绽放在最洁白的地方。 如果说郭琇琮的牺牲是一曲壮烈的悲歌，那么名单上另一个名字，刘光典的遭遇则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凌迟。 刘光典原本是上海滩一个成功的药材商人，家境殷实，妻贤子孝。可为了信仰，他甘愿抛下这一切。1949年他接受组织派遣，以商人身份为掩护，潜入台湾建立情报站。 他是个出色的特工，第一次赴台就成功获取了台湾海峡的海图和两大军港的防务部署，用淀粉水写在纸上，夹在茶叶包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了大陆。 可当他1950年再次登岛时天已经变了。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了一个长达400多人的名单，整个情报网瞬间崩塌。刘光典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国民党的通缉令上。 自此，他开始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亡命生涯。这位曾经的体面商人躲进了深山老林，过上了野人般的生活，掘地为穴，靠偷挖农户的红薯果腹。 在国民党的文件里，对他的描述是：“匿居山间，过着常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 短短几句道尽了他的坚守与敌人的恼怒。在长达四年的逃亡中，许多普通的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保护着这位口音、相貌都与本地人迥异的外来人。 1954年，刘光典终因饥寒交迫而被捕。面对审讯，他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为了摧毁他的意志，也为了瓦解我方人员的士气，国民党保密局策划了一出极其恶毒的离间计：他们找了一个身形相似的人冒充刘光典，在澳门等地招摇撞骗，并大肆宣扬刘光典已经叛变。 这个谣言精准地刺向了他在大陆的家人。妻子王素莲在无尽的等待与叛徒家属的流言蜚语中，一病不起，含恨而终。孩子们则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背负着父亲失踪甚至叛变的污名，抬不起头来。 直到多年后，一张他临刑前的照片才得以面世。照片里他微微歪着头，眼神里充满了对敌人的轻蔑与不屑。1959年2月4日他被押赴刑场，行刑前他拒绝蒙眼，并对着家乡的方向大喊：“告诉我的孩子，爸爸不是坏人！” 一个不是叛徒，一个不是坏人。这两句话跨越了生与死的界限，穿越了近四十年的时光，终于在1988年，由谢汉光这位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带回了组织，带到了阳光之下。 谢汉光带来的名单让这些被湮没的英雄得以重见天日。1949到1950年间，像郭琇琮、刘光典这样被派往台湾的地下工作者，超过1100人。 到1954年，幸存者已不足百人。他们用生命在黑夜里潜行，却没能等到黎明。谢汉光老人的到来，和那份沉甸甸的名单，终于为他们洗刷了所有的不白之冤。 信息来源：梅州网-潜伏台湾42年，回大陆找到组织． 《台共党人的悲歌》 | 蓝博洲：革命医师郭琇琮 京彩台湾-刘光典：地下交通员的绝密使命 图为谢汉光、郭琇琮、刘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