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五年：反思美国的抗疫败局》

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逾五年，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至今仍烙印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意大利医院病房里人满为患的景象，插管患者的挣扎，呼吸机的极度短缺，以及医护人员紧缺的防护服；纽约市堆积如山的尸体袋，冰冷的冷藏卡车，养老院遭受的毁灭性打击；医护人员与医院被重重围困，街道空空荡荡，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寂静，整个国家陷入封锁。

人们在恐惧中孤独死去，在缓慢窒息中挣扎。这场疫情，是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人类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全球范围内的应对同样令人震撼，它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最为紧急的动员。

截至2020年4月初，全球约有39亿人——占据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处于某种形式的隔离状态。人们被限制在家中，被剥夺了参与宗教活动、探望非同住亲属的权利，甚至在某些地方，连独自在公园或海滩散步也被禁止。企业被迫停业，大量员工被裁撤。

孩子们无法正常上学，只能居家隔离。边境关闭，全球供应链遭遇严重中断。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公共和私人资源被大规模调动。仅在美国，联邦直接援助总额就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NP）的近四分之一。

这场疫情，无疑是对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经济体系、医疗保健与教育系统，乃至个人社会关系的一次全方位压力测试。它也考验着，并将继续考验着我们对自由民主制度以及科学、学术和新闻规范的坚守。然而，尽管疫情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百年一遇的深远影响，但学术界、公共事务评论领域以及政府机构中，却鲜见全面而深入的回顾性分析。时至今日，三个重大且极具争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 负责向公众传达科学信息的机构表现如何？它们在履行官方职责时是否始终如实？是否在适当情况下充分传达了科学的不确定性？

● 我们在权衡不同价值取舍时，是否充分考虑了学校、企业及宗教场所关闭所带来的成本？我们是否足够关注受这些政策影响的所有群体，尤其是那些本就处于弱势的群体？

● 我们是否对自己的表现进行了良好且及时的事后评估，以便为下一次紧急情况做好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