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知青李明为了返城，狠心和农村妻子提出离婚，他走那天妻子跪地哀求：“带上我和女儿吧！”可李明却说：“咱们到头了……” 1978年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知青返城政策松动，给了无数城市青年回家的希望。李明是上海人，十年前响应号召下乡，到了东北一个小村庄。跟很多知青一样，他在农村娶妻生女，雪梅是他的妻子，朴实能干，女儿刚满三岁。可返城的机会一出现，李明的心就变了。城市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根，是未来，而农村的一切成了负担。 那时候，返城名额有限，不是随便就能走。政策上讲，结了婚的知青得带家属一起回，可上海的接收条件卡得死死的，带家属意味着住房和工作都得重新安排，根本不现实。李明掂量再三，觉得离婚是唯一的出路。他不是没犹豫过，毕竟雪梅这些年对他不薄，孩子还小，但一想到上海的户口和工作，他还是硬下了心。 离婚的过程很简单，村里开了证明，公社盖了章，李明就这么“自由”了。他没多看雪梅一眼，也没抱抱女儿，走得干干脆脆。雪梅后来说，那一刻她不恨他，只觉得天塌了。她一个农村女人，带着孩子，日子怎么过？而李明呢，回了上海，靠着知青身份分了份厂里的工作，住进筒子楼，日子总算有了盼头。 可这事没那么简单。李明回城后，心里也不是没疙瘩。听说雪梅后来一个人拉扯孩子，吃了不少苦，他嘴上不说，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同事里有人知道他这事，看他的眼神总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他自己也明白，这辈子欠了雪梅母女一笔账，怕是还不下了。几年后，他再婚了，对象是城里的，生活平平淡淡，但女儿那边，他一次也没去看过。 雪梅这边呢，日子过得苦但硬气。她没再嫁，靠种地和打零工把女儿养大。女儿长大后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有人问雪梅恨不恨李明，她只是笑笑，说：“恨啥啊，他有他的路，我有我的命。”这话听着简单，可背后是多少年的熬啊。 这故事搁在那个年代，其实不稀奇。知青返城潮里，像李明这样抛妻弃女的，不在少数。政策逼人，现实更逼人。那时候的人，活得都不容易，选来选去，无非是保自己还是顾别人。李明选了自己，雪梅扛了剩下的一切。谁对谁错？不好说。时代的大手一推，个人再怎么挣扎，也不过是洪流里的一粒沙。 李明的选择，放到今天看，可能很多人会骂他冷血。可回头想想，1978年的中国，物资短缺，机会更少，一个上海户口能改变一家几代人的命。雪梅跪地求他时，他心里未必没疼过，但疼不过对未来的渴望。人性就是这样，复杂又现实。有人说他自私，有人说他没办法，谁又能真站他那位置上掂量呢？ 再说说后果吧。李明回城后，日子过得还行，但总少了点啥。雪梅母女俩呢，吃尽苦头却站住了脚。女儿后来听说过她爸的事，没去找他，也没怨他，就是默默活成了母亲的骄傲。这一家人，从那天起就散了，可各自的路，又都在那个决定后铺开了。 这事放到大背景里看，就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知青政策结束了，城市和农村的鸿沟却没那么容易填平。李明和雪梅的故事，不过是千万个家庭命运里的一个。1978年，返城的机会对李明是救赎，对雪梅却是灾难。个人的抉择，掺杂着政策的无情和生活的无奈，谁也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