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什么一直吃败仗？姜维临死前不小心说漏了嘴！ 刘备死后，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五次北伐中原却始终未能突破曹魏防线，其败局根源深植于蜀汉政权的结构性困境。姜维在蜀汉灭亡前那句“我计不成，乃天命也”，实则道破了诸葛亮北伐失败的深层逻辑。 蜀道虽为蜀汉提供了天然屏障，却也成为北伐的致命阻碍。从汉中到陇西需穿越秦岭，山路险峻，运输效率极低。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虽能载一岁粮，每日行程却仅二十里。231年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虽在卤城大败司马懿，却因粮尽被迫撤退，连斩获的甲首三千级都未能转化为战略优势。曹魏深谙蜀道弱点，在陈仓、祁山等地修筑坚城，以逸待劳，进一步加剧了蜀军的困境。 人才凋零是蜀汉无法逆转的致命短板。刘备去世后，关羽、张飞、赵云等宿将相继离世，后继者中仅魏延、吴懿等寥寥数人堪当大任。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痛陈“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足见精锐损失之巨。反观曹魏，郭淮、陈泰、邓艾等名将辈出，形成代际传承。姜维虽得诸葛亮真传，但他九次北伐时，蜀汉已无可用之兵，256年段谷之败中，蜀军“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暴露了人才枯竭的恶果。 战略选择的保守与现实的残酷形成激烈冲突。诸葛亮坚持以攻代守的策略，试图通过北伐转移内部矛盾，但每次出兵都陷入“得地易，守地难”的怪圈。他拒绝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坚持稳扎稳打，错失奇袭长安的良机。这种策略虽降低了风险，却也让曹魏得以从容布防。更关键的是，蜀汉缺乏与曹魏长期抗衡的国力支撑，每次北伐都如同“赌命”，赢一次赚点，输一次就伤筋动骨。 内部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凝聚力。蜀汉政权由荆州、益州、东州三派构成，刘备在世时尚能平衡各方，诸葛亮执政后矛盾逐渐显现。李严被罢免、魏延与杨仪的冲突，乃至后期黄皓与姜维的对立，都暴露了派系斗争的隐患。姜维为避祸选择在沓中屯田，导致汉中防御空虚，最终被邓艾偷渡阴平得手。这种内耗严重削弱了蜀汉的凝聚力，使本就脆弱的政权雪上加霜。 姜维临终前的叹息，实则道破了蜀汉的必然结局。诸葛亮的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最后挣扎。当曹魏以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才和地理优势碾压而来时，即便诸葛亮再有韬略，也难以逆转历史的洪流。蜀汉的败亡，本质上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碰撞的悲剧，而姜维的无奈，正是这个时代落幕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