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国火车上，辜鸿铭手拿报纸，倒着在看。两名德国小伙在一旁用德文嘲讽：“字都不认识，还装文化人！”没想到，辜鸿铭突然抬起头，用一口纯正的德语说道：“你们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 那年头的欧洲，谁都觉得自家文化厉害。德国刚打赢普法战争不久，国民士气高得很。火车上，有个看着特别显眼的“东方面孔”青年，拖着一条小辫子，正倒着看着德文报纸。别说，光这个造型就够引人注意的。 说实话，坐火车的人里头，不少是大学生、商人或者公务员，平时见到亚洲人可能都是头一次，更别说是留着辫子的中国青年。车厢里，两个二十出头的德国小伙，互相推搡了一下，嘴里开始嘟囔：“你看这家伙，报纸都倒着拿，是不是根本不认字，还装出一副学问人的样子。”德语说得不小声，八成是想让人听见。 偏偏辜鸿铭就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别看他一身中式打扮、脸色微黑，但那双眼睛一抬起来，里头都是不服气。他轻轻把报纸正过来，又倒过去，最后干脆站起来，笑着用一口地道德语说：“其实你们的德文太简单了，倒着看我都能读。”嘴里还随口背了一段歌德的《浮士德》。 这下可好，那俩小伙一下子脸都红了，整个车厢的人都安静了。有人好奇，有人不服，也有人悄悄打量：怎么中国人还能把德语说得这么溜？你看，这种文化上的碰撞，就是在生活最细微的地方出现的。 说到底，人和人之间的误会、隔阂，往往就是源于不了解。有些人天生带着成见，觉得外国人“肯定比自己差”；有的人像辜鸿铭，哪怕在陌生的环境里，也愿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你说我不行，我偏要给你看看。 讲到辜鸿铭，故事远比一场火车上的小风波更精彩。他生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西洋人。家里既有中华文化的根，也混着西方的味道。小时候，他在橡胶园里到处跑，闽南话、马来语、英语样样都能来点。 十岁那年，他被英国橡胶园主布朗先生带到欧洲。别看人家是西方人，但教书那是一套一套的。让孩子背德语名著，歌德、席勒、莎士比亚，一本本硬塞进脑袋里。更讲究的是，不先教意思，先让你背。把脑子背成一座仓库，再让你去慢慢体会道理。 以为这容易？谁学过外语谁知道，死背经典，那种苦头不是一般孩子能吃的。辜鸿铭有时背得想哭，但家里人说得明白：“天赋高没用，能坚持才是真本事。”他咬着牙一步步熬下来。十四岁就考进爱丁堡大学，二十岁文学硕士毕业。紧接着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各大学游学，能用九种语言聊天，能用德文写论文、用英文教拉丁文。后来有人统计他有十三个博士学位，虽然有的只是荣誉头衔，但真才实学那是实打实的。 但越是这样的人，越清楚自己心里那杆秤。留洋那么多年，他从没觉得“西方就比中国强”。他爹走前叮嘱他：“到哪儿都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句话，一直烙在他心里。 所以他在火车上能回怼德国小伙，不只是口才，更是自信。文化底气，不是学来的，是一辈子一点点积攒出来的。后来他回国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你怎么敢留着长辫子，不怕人笑你是清朝遗老？”他一句话怼回去：“我头上的辫子随时可以剪掉，你们心里的辫子，有胆量剪吗？”多少人哑口无言。 辜鸿铭留洋多年，回国后一头扎进国学经典，专心翻译《论语》《中庸》《大学》。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强内弱，西方人普遍瞧不起东方文明。他偏要用英文、德文、法文把中国文化“翻译”给西方看。 他把儒家的东西译成英语，还专门引用莎士比亚、歌德的话，让西方人读得明白。结果欧洲的大学都把他的译本当成“正经教材”，德国学界甚至开设“辜鸿铭研究”，不少人惊呼：原来中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野蛮之地”！ 德国一战失败后，国内迷茫一片。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德文版大受欢迎，不少德国学者公开说：“欧洲要救自己，就该学学东方。”这不是嘴上说说，是一场文化上的反击。他硬生生把自己的文化自信，种进了西方人的脑子里。 再说他在国内那点事儿。有一年北大聘他当英文教授，他依旧长袍马褂、头上小辫，台下的学生哄笑。课堂上，他用英文、拉丁文、法文来回切换，随口引用各国名著。学生听得服气，有人提问他就怼回去，从来不怕被人当“怪人”。 但他也有争议，主张一夫多妻，说“茶壶要配多个茶杯”，被当时的女权分子怼得不行。但无论观点多另类，他那份直率和执拗，始终没丢。 这种人身上到底是傲还是拧？其实，他活得明白。他知道世界不会一成不变，但无论在哪里，得有根、有魂、有自信。文化的碰撞里，谁不希望有个能“撑场子”的人，辜鸿铭撑住了，不靠耍横，就凭真本事和胆量。 他一辈子为中国文化“正名”，被西方人称为“不可不看的中国人”，也被中国人称为“清末怪杰”。这是褒还是贬？他自己恐怕也不在乎。活得够自在，心里那杆秤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