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1月，弗莱明在实验过程中，不小心打了个喷嚏，一点鼻腔粘液刚好滴在培养基上。自己的这个举动，竟然帮助科学家研究出了一种药物，在70年内救了上亿人性命，人类寿命也平均提高15年。 圣玛丽医院的实验室里，弗莱明那阵子忙得团团转，整天对着培养皿琢磨怎么杀掉葡萄球菌。 一战刚过去不久，战场上那些染了伤口感染、挺不过几天的士兵，让他心里始终堵着口气。 他觉得传统的杀菌方法太粗暴，不分好坏一锅端，非得找个办法，能只杀病菌不伤人的那种。 1921年11月那天，伦敦潮冷，他感冒了，鼻子不通气。 早上进实验室时，打了个喷嚏，鼻涕甩进了刚刚接种好的细菌培养基。 他咕哝了句脏话，把培养皿搁到一边，也没扔，想着等会儿再处理。 结果这事一耽搁就是两个星期。 等他回过头去检查那堆原本该丢的皿子时，眼前一怔。 那些本该密密麻麻长满细菌的地方，居然空了一圈，周围像被清洗过一样，透明干净。 他掀开盖子闻了闻，没什么刺鼻味，仔细观察，发现细菌只在离那个喷嚏，远一点的地方长得好，中间那圈，全被“吃掉”了。 他找来滴管，提取了污染源，把剩下的培养皿也一一感染对比。 结果证明，那滴鼻涕里含有某种杀菌成分，能专挑细菌下手，还对人体细胞无害，于是把这种物质命名为“溶菌酶”，还写了篇论文登了刊，反响平平。 但他没放弃，继续在杀菌这条路上转悠。 结果七年后，另一次看似小事的意外，彻底改写了现代医学的进程。 1928年夏天，伦敦天气闷热，实验室里一股发酵味。 弗莱明提前休假，出门前没收好那些培养皿，放在窗边就走了。 谁知几天后天气突然降温，窗户开着，空气湿润，飘进来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等他休假回来，实验桌上一堆培养皿表面发绿发黄，看着就恶心。 正准备清理，一个细节让他停住了手。 一只培养皿的中央长了块霉菌，边缘那圈葡萄球菌死得干干净净，像被什么无声地吞噬了，只有靠边的细菌还苟延残喘，中间那块，空了。 他立马放下手里的刷子，拿刀片刮下霉菌，培养、稀释、反复试验。 霉菌来自青霉属，名叫Penicillium notatum，提取出里面的有效物质，叫“青霉素”。 几次对比实验下来，发现这种青霉素对链球菌、肺炎球菌、脑膜炎球菌、白喉杆菌通通管用，杀得干净利落。 但问题也来了，提纯太难，青霉素极不稳定，空气一吹就分解，室温下一会儿就没效，只能搞出点粗提液，滴在玻片上做杀菌演示。 想推广临床用，根本没戏。同行看过演示，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更多人看完就忘了。 接下来几年，这事就这么凉了。 直到1938年，牛津大学的弗洛里和钱恩，翻到那篇没人重视的论文，决定重新来一遍。 他们凑了点经费，开始围绕青霉素搞提纯，试了几十种方法，全失败。 最后卡在冷冻干燥法上，用低温把青霉素稳定下来，制出第一批晶体，注射进小鼠，效果惊人，感染指数骤降。 过了动物实验，他们不敢拖，直接申请临床。 战争到了最吃紧的阶段，伤员堆满医院，感染病死率飙升，青霉素正好赶上这场战火。 英美政府马上介入。 1941年，青霉素第一次用于人类治疗。 一个患有重症败血症的警察打完青霉素，病情立刻缓解，但用量太少，几天后又复发，没抢救过来。 这反倒刺激了研究团队，加快大规模提纯。 他们跑去市场找霉菌源，在一块腐烂甜瓜上发现一种高产青霉菌株。 为提高产量，科学家还给霉菌照X光、用化学物质突变处理，一批批筛选最能产青霉素的品种。 1943年，美国制药公司全力投产，青霉素开始批量供应前线。 德军、美军伤员感染率直线下降。 1944年起，临床普及到英美本土，再扩散到全世界。 同年，汤飞凡在昆明的实验室，从绿毛菌中提取出抗菌成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问世。 1945年以后，青霉素彻底改变细菌感染的治疗方式。 最早那几块培养皿，现在都进了博物馆。 当初的喷嚏和休假，成了历史拐点。 人类用上了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抗生素，救活了千万条命，而这一切，开头谁都没算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