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渝最近在访谈里提到个挺有意思的观点——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可能就是年轻时把婚姻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

1996年纽约那场饭局上她遇见李国庆的时候，正卡在三十岁这个被社会时钟敲得最响的年纪。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同窗回忆说那会儿她总念叨“该成家了”，谁能想到这个决定会让她在二十年后说出“忍辱负重换来的全是泡沫”这种话呢？

她给李国庆父母养老送终那几年，正是当当网筹备上市的关键期。

北京东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都记得，这对夫妻来办手续时永远在接工作电话。

最讽刺的是，李国庆在自传里写创业史时，把公司几次重大决策失误都推给“家庭拖累”，可当年处理他哥哥那摊子烂账的，分明是俞渝亲自飞去温州跟债主们周旋了半个月。

《中国企业家》杂志去年做过一期专题，统计过上市公司女高管里离婚率比男高管高出近四成。

倒不是说职场女性处理不好感情，而是她们往往要同时收拾事业和家庭两个战场。

俞渝在股东会上怼投资人的视频现在还能搜到，可这么个在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女人，硬是忍了丈夫二十次公开场合的拆台。

你说这算不算黑色幽默？

我倒想起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故事。

当年他老婆查出重病，直接停掉所有工作陪护了整三年。

这种男人要是遇上俞渝，说不定真能改写故事结局。

但现实没有如果，就像俞渝自己说的，女人最该攥紧的从来不是结婚证，而是能随时掀桌子的底气。

她现在住的那套朝阳公园边的公寓，产权可是清清楚楚写着自己名字。

最近重看《第二性》里那段关于“婚姻是女性最大风险投资”的论述，突然就具象化了。

俞渝在纽交所敲钟那天穿的红西装现在还挂在当当直播间当背景板，可当年陪她挑这件衣服的人，早成了互相发律师函的对象。

所以说啊，能把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理得明明白白的人，怎么就理不顺一纸婚约呢？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在事业和婚姻里反复挣扎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