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伊朗强人内贾德一直不能被重用，原来他跟哈梅内伊不是一个民族的，也就是说在伊朗的政治派系里，内贾德因为民族身份的问题，注定无法得到重用。   伊朗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宗教领袖而非民选总统。作为什叶派教法学家，哈梅内伊以“大阿亚图拉”的宗教身份掌握着军队、司法、媒体等核心权力机构的人事任免权，甚至可以直接罢免总统。   这种体制设计使得总统职位更像是宗教领袖意志的执行者，而非独立决策者。内贾德虽在2005年赢得大选，但他缺乏神职背景的短板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权力天花板不会很高。   更关键的是，内贾德的施政方向触及了神权体制的核心禁忌。他任内推动的“军政府化”趋势——首届内阁9人来自革命卫队、地方官僚系统大量安插卫队成员——引发了哈梅内伊的深度警觉。   这种试图将军事力量纳入个人掌控的行为，直接挑战了宗教领袖通过革命卫队维系统治的传统权力结构。2011年，内贾德因拒绝服从哈梅内伊关于情报部长的任命，连续11天“怠工”抗议，最终导致其与最高领袖的关系彻底破裂。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政治中的派系斗争并非简单的民族矛盾，而是围绕宗教权威展开的权力博弈。内贾德虽属阿塞拜疆族，但哈梅内伊同样具有阿塞拜疆血统，这一事实本身就否定了所谓“民族身份决定论”。   真正的鸿沟在于，内贾德试图通过民粹主义路线重塑权力格局，而哈梅内伊则坚持维护教士阶层的垄断地位。这种冲突在2018年内贾德公开抨击鲁哈尼政府时达到顶点，最终导致其被哈梅内伊亲自下令逮捕。   更深层的制度困境在于，伊朗宪法要求最高领袖必须由什叶派教法学家担任，这从根本上排除了非神职人员登顶权力巅峰的可能。内贾德即便在总统任期内推动核计划、对抗西方制裁等强硬政策赢得民众支持，也无法突破这一制度性障碍。   2017年他试图重返政坛时，宪法监护委员会（其6名神职成员均由哈梅内伊任命）直接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再次印证了宗教身份在权力游戏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种神权体制的内在逻辑，使得伊朗政治始终围绕宗教权威运转。即便内贾德在任期间通过经济补贴、打击贪腐等举措获得底层民众支持，但其缺乏宗教合法性的致命缺陷，注定了他无法触及权力核心。   这种将宗教权威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设计，既是伊朗维持国家统一的黏合剂，也是任何试图挑战神权体制者难以逾越的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