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深冬，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用“叶依奎”的假名踏上回乡列车。山村里，69岁的曹秀萍看着报纸上两岸开放探亲的消息，突然翻出压在箱底褪色的红盖头42年前的新婚喜帕还带着体温。 1946年的春天，粤东山村的木棉花开得正盛。23岁的农林技术员谢汉光在乡亲们的见证下迎娶了曹秀萍。

姑娘羞红的脸颊比他培育的新稻种更透亮。婚宴上有人打趣“新郎官这双摆弄树苗的手，可要一辈子牵住新娘子啊。”满座哄笑中，小夫妻指尖悄悄相扣。

没人料到命运的急转来得如此之快。婚后第九天傍晚，谢汉光接到组织密令。立刻切断所有社会关系奔赴台湾，以技术员身份掩护地下情报工作。

临别那夜春雨连绵，曹秀萍把攒了半年的粮票塞进丈夫口袋“家里有我。”黎明时谢汉光走进浓雾，最后一次回头看见妻子倚着门框的身影，单薄得像风中芦苇。

1948年的台湾植物研究所里，技术员“叶依奎”勤恳记录着樟树生长数据。

他办公桌最底层压着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粤东老屋门前的石榴树才一人高。谢汉光把对妻子的思念深埋，在《光明报》的油印机前通宵工作。

危急时刻在1949年10月爆发。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导致组织崩毁，枪声在台北街头昼夜不息。

谢汉光躲过三次全城大搜捕，最终逃亡到台中山区。在林木葱郁的南投县鹿谷乡，他成了真正的“叶依奎”帮茶农防治虫害，替果农嫁接柑橘，用半辈子积累的农业知识换取村民信任。

当他蹲在梯田里给乡民示范插秧时，枯瘦手指贴着肥沃的泥土，恍惚间像是抚过妻子陪嫁的被面纹路。

粤东老屋的曹秀萍在1949年秋收到最后一封信，薄纸上只有隐语。“今年柑桔收成恐不佳”。她摸着隆起的小腹望穿秋水，等来的却是登记“下落不明”的烈属证。

乡亲劝她改嫁：“当兵的都死在金门了！”她默默把新婚的红盖头收进樟木箱，抱着啼哭的婴儿下田插秧。

1960年饥荒年月，她饿得浑身浮肿，却把救济粮全喂给正长个的儿子。夜里孩子发烧说胡话喊“阿爸”，她冒雨翻过两座山找赤脚医生，背带在肩头勒出紫痕。

1987年冬天，收音机里飘出台胞可回乡探亲的消息。69岁的曹秀萍翻出箱底红盖头，烛光下金线刺绣仍微微发亮。

1988年初春，67岁的谢汉光攥着“叶依奎”的证件踏上归途。列车驶过厦门跨海大桥时，他望着浑黄河水忽然哽咽，当年离家时儿子尚未出生，如今自己已是两鬓如霜。走进记忆中的石板巷，老屋门前的石榴树竟长到了三层楼高。

斑驳木门前，白发老妪攥着竹簸箕僵立当场。四十多年山高水阔，彼此脸上沟壑纵横，目光相撞的瞬间却劈开了时光的硬壳。

谢汉光颤抖着摸出全家福，曹秀萍指腹摩挲照片上年轻的自己，转身朝屋里喊人。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跨出门槛愣在原地。

谢汉光看着那与自己年轻时九分相似的脸庞，喉咙像被热炭堵住。两个系红领巾的孩子从男人腿后探出头，曹秀萍抹着泪让孩子们叫“阿公”。

院里的鸡鸭扑棱着翅膀，夕阳把孙辈们奔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个离家的雨季之后，他终于归航在这个平常的黄昏灶烟里。

1994年恢复党籍那天，谢汉光把组织送来的钢笔别在胸前，如同佩戴最荣耀的勋章。同年冬天老宅翻修时，工人在梁上发现用油纸包的物件，半块发霉的喜饼，两粒糖莲子，还有1946年的婚书。

孩子们嬉闹着要把喜饼扔掉，曹秀萍却珍重地将其供在丈夫遗像前。照片上的谢汉光穿着崭新中山装，眼底沉淀着42年隐姓埋名的风霜，嘴角却噙着终得归家的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