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9日，卢作孚和好友晏阳初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卢作孚这次去香港，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 在香港期间，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但是都被卢作孚婉言谢绝了。当时，卢作孚在香港的处境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而担心的晏阳初，也几次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时先避一避，然后再做打算。 卢作孚非常感谢晏阳初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 晏阳初没有想到，卢作孚这次带船北上，香港一别，竟成永诀。 晏阳初是卢作孚一生最要好的朋友。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曾说过：“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 1952年2月，当晏阳初得知卢作孚的死讯时，这位老友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其中有两段文字非常感人、震撼人心——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他极富有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一个富豪，一个大亨，没有原罪，只有高尚纯粹的人格，在老黑看来，这是卢作孚最让人钦佩的地方，从民国到当下，把所有的企业家都算上，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像他这样。 国民党元老张群对卢作孚的评价，非常的传神，也很到位。他说，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除了高尚纯粹的人格，卢作孚还有一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就是他真的爱国，并且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能以一己之力承担起民族脊梁的作用。 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这是卢作孚爱国壮举的一座山峰。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并且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危难时刻，卢作孚集中民生公司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轰炸，经过40天的奋战，以牺牲民生员工116名为代价，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没有卢作孚的这一爱国壮举，中国当时的工业命脉就断了，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抢运到四川大后方，从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3年，冯玉祥应邀到民生公司讲演，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 有很多人说，解放之初，卢作孚要是没有把民生公司的船带回大陆，他要是在香港、海外发展，那他肯定是世界级的“船王”。 在老黑看来，卢作孚的这一次毅然北上，比当年的宜昌大撤退，更加的爱国，更加的悲壮。 遗憾的是，时代没有善待这位最纯粹、最高尚的爱国大亨。 关于卢作孚之死，不实的说法很多，有的甚至就卢作孚之死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误流传，误导世人。 关于这个话题，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纶曾经做出过正式回应——父亲的死，有三个直接原因：民生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以及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的“五反大会”。 卢国纶说，建国初期，民生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收支失衡，员工发不出工资，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卢作孚为此甚感担忧。1952年初，中央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1000万，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原因甚不可解。因此，卢作孚到死也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铎”轮在丰都附近触礁沉没。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异常紧张。对于卢作孚而言，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 紧接着，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的问题。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 其实，卢作孚招待张祥麟，用的都是私人工资。但是，张祥麟做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突然跳上台来，揭发张祥麟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关怀是卢作孚收养的孤儿，他没有想到，更无法接受自己的通讯员颠倒黑白，带头上台揭批自己。 对卢作孚而言，这是对他人格极大的侮辱，是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唯有一死，才能明志，才能自证清白。 卢作孚服安眠药自杀后，主席曾叹息：如果作孚先生还在，他所要担负的责任总比民生公司大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