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走后的那个冬天格外冷，北风卷着碎雪扑在土墙上，大娘跪在灵堂前烧纸钱，火苗映得她眼底的泪忽明忽暗。四个孩子缩在角落抽噎，最小的堂弟才六岁，攥着大娘衣角的手指冻得通红。谁也没想到，这个裹着补丁棉袄的女人，会用单薄的肩膀扛起整个家的重量，在命运的寒霜里走出一条滚烫的生路。 春种秋收的日子里，大娘总是天不亮就下田。她把犁套在自己肩头，在泥泞的田埂上弓成一张满弦的弓。村里人劝她改嫁，她只是低头擦汗："我走了，孩子怎么办？"农闲时，她踩着露水去镇上纺织厂打零工，双手被棉絮磨得裂开血口，却把微薄的工资仔细分成四份，分别藏在孩子的书包夹层里。 日子刚见起色，厄运却再次降临。婆婆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要人照顾。大娘把老人的床铺搬到自己屋里，夜里每隔两小时就起身翻身、喂药。有次堂弟发高烧，她背着孩子冒雨求医，回来后自己却累得发起高烧，仍强撑着给婆婆擦洗身子。邻居偷偷抹泪："这女人啊，活得比黄连还苦。" 二十载光阴转瞬即逝，四个孩子陆续考上大学。送女儿去车站那天，大娘站在月台上，看着女儿远去的背影，终于忍不住捂住脸痛哭。那哭声里，有苦尽甘来的释然，更有无人知晓的委屈。如今孙辈绕膝，她仍保持着勤俭的习惯，总把孩子们买的新衣服叠进箱底："留着穿，别糟蹋钱。" 每当夜幕降临，她常坐在老屋檐下，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那些熬过的夜、淌过的泪，早已化作眼角深深的纹路。村里人提起她，无不竖起大拇指："这一辈子，她对得起天地良心。"而在孩子们心里，母亲佝偻的背影，永远是他们生命中最巍峨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