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淮北地区，新四军赵兴兰被捕，在狱中一伪军说要救自己，可对方又对不上暗号。这让赵兴兰疑惑起来，伪军试探自己还是想要得到情报？ 淮北地区，日伪军通过“清乡”政策强化控制，新四军运河支队的情报网络面临严峻考验。赵兴兰的加入并非偶然——其父被日军杀害的家族仇恨，加之运河支队急需熟悉本地地理与文化的情报人员，促使这名教书先生转型为地下工作者。 狱中纸条的出现，触发了情报工作的核心矛盾：信任与验证。根据淮北地区地下工作纪律，暗号对接需严格遵循层级制度。 赵兴兰抛出“姥姥家有几亩地”的暗语后，对方未能回应，这一反常现象并非孤立。历史资料显示，日伪军常利用假营救试探囚犯，1941年宿迁情报站曾因类似陷阱损失三名同志。 “卞塘码头”的纸条内容，揭示了营救计划的地理依据。卞塘位于运河与淮河交汇处，芦苇密布且水流复杂，历来是游击队的活动枢纽。 1941年陈毅过境时，赵兴兰曾利用芦苇管潜泳突破封锁，这一经验可能被运河支队复用。更关键的是，卞塘伪军驻防队长系铁道游击队内线，能协调船只接应。 押解途中的异常细节，折射出日伪军系统的结构性漏洞。翻译官邵小平的锃亮皮鞋与日军空枪套，实为战时物资匮乏的侧面写照——1942年日军后勤紧张，部分部队甚至配发木质枪械模型以威慑平民。 赵兴兰的跳河脱险，背后是多系统协作的精密计算。运河支队与铁道游击队分属不同建制，暗号不互通是常态。 但危机中，双方通过“鸭血假尸”等标准化应急方案实现协作——该手法源自1940年八路军总部制定的《敌后营救技术手册》，要求各部队在无联络条件下仍能执行基础配合。 与同期营救案例相比，运河支队的行动凸显“非对称优势”。1943年冀中军区营救被捕干部时，因依赖电台联络遭日军侦听而失败。 赵兴兰的脱险直接巩固了淮北情报网络，1943年春季，他协助运河支队绘制日军泗洪弹药库布防图，促成新四军成功突袭。 信源：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地方志与地方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