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罗广斌在秘密展开工作时，却在家中突然被捕，出卖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罗广文。 1948年的重庆城，关押了革命志士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被当地人私下称作“两口活棺材”。 就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发生了一件让特务们感到棘手的事：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中将的亲弟弟罗广斌，竟然被抓进了监狱，罪名是共产党员。 这兄弟二人，关系并非十分亲密，然其血缘关系却是确凿无疑的，罗广斌生于富裕之家，其双亲皆为国民党人士，家中田产众多。 他的兄长罗广文在仕途上一路擢升，曾于黄埔担任教官，麾下重兵在握，可谓仕途顺遂、如日中天。 然而，罗广斌自己的心志却早已偏离父母所期望的方向，于外求学之际，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尤其是历经国民党镇压学生的运动，他已然彻底洞悉了当时的局势。 1948 年春，经由江竹筠等人介绍，罗广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接到一项极为凶险的任务：借助兄长的关系开展工作。 怎奈命运无常，同年九月，一名唤作冉益智的党员叛变投敌，出卖了罗广斌，特务们旋即行动，于成都家中将其缉拿归案。 然而，把罗广斌抓进去后，特务们却犯了难，行为变得异常谨慎。 通常凶神恶煞的他们，对罗广斌却不敢轻易用刑，连沉重的脚镣也没立即给他戴上，这份反常的“优待”，源自他那位手握重兵的哥哥罗广文。 负责此事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深知罗广文的地位和脾气，不敢贸然下狠手，生怕彻底激怒这位司令，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这表面的“客气”，却给牢房里的罗广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与他一同被捕的同志们看到他与众不同的处境，心中生出了怀疑：为什么别人被拷打得遍体鳞伤，唯独罗广斌没怎么受苦？猜疑的目光越来越多，同志们开始疏远他。 罗广斌心里明白这怀疑的根源，却百口莫辩——他不能、也不愿告诉同志们，自己是被一个国民党高官哥哥的权势“保护”着，这种无法辩白的屈辱感，比肉体的疼痛更折磨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罗广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主动挑衅特务。他故意用言行激怒他们，逼迫他们对自己动刑。 他甚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特务递过来的纸笔——那是写悔过书就能换取自由的机会，他要用自己的皮肉之苦来换取同志们的信任，特务们被他的“不识抬举”搞得一头雾水。 事情最终捅到了罗广文那里，徐远举亲自登门，直陈其弟的“罪行”，并询问这位司令的意思。 罗广文内心挣扎，一方面毕竟是手足兄弟，一方面深知弟弟的共产党身份对自己前程的巨大风险。 权衡再三，他强忍痛苦，对徐远举表态：“公事公办。” 有了罗广文这句话，徐远举终于下令：对罗广斌用刑！ 沉重的铁链锁上了罗广斌的脚踝，紧接着便是残酷的吊打。 鞭子抽打的声音在阴暗的牢房里回响，罗广斌很快就皮开肉绽。 忍受着撕心裂肺的剧痛，他心中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当同志们看到他血迹斑斑却依然坚毅的样子，所有的疑虑顷刻间消失了，他证明了自己是条硬汉，一个经受住考验的革命战士，信任重新建立，罗广斌重获狱中同志们的信赖。 后来，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以江姐、罗广斌等人为核心，在监狱内部竟然顽强地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团支部。 罗广斌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悄悄对一些看守和卫兵讲道理，传播进步思想，一些人后来真的受到触动有所转变。 硬的手段失效，特务们又耍起软的，他们找来变节投降的冉益智当说客，结果被罗广斌痛骂得狗血淋头。 他们甚至搬出罗广斌的老父亲，试图用亲情打动他，但罗广斌心意已决，毫不动摇，最终，罗广斌被转移到看管更严密的白公馆，环境愈发恶劣，但他的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定。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新中国已经宣告成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的统治摇摇欲坠，溃败前夕，反动派下达了灭绝人性的屠杀令。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屠杀的血腥时刻来临，就在刽子手们磨刀霍霍，准备将监牢中的革命者斩尽杀绝的生死关头，曾受过罗广斌等人思想影响的看守杨钦典，内心发生动摇。 也许是被长期的道理感化，也许是看清了国民党必败的局面，在罗广斌的劝说下，杨钦典在最后时刻悄悄打开了牢门！ 包括罗广斌在内的十九位同志，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冲出了“活棺材”，在枪林弹雨中奇迹般地逃脱了这场血腥屠杀。 戏剧性的是，罗广斌脱险仅仅一个月后，他那位国民党司令哥哥罗广文，也率领两万多官兵在川西战场宣布起义，倒戈加入了新中国的阵营。 这对信仰曾经截然不同的亲兄弟，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竟以各自的方式走到了同一个新的起点上。 信源： 文汇读书周报《<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