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癌症晚期的钱瑷给母亲杨绛打电话说：“娘，您从前有一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几天之后，钱瑗陷入昏迷，80多岁的杨绛拉着女儿的手说：“你安心睡吧，我和你爸爸都祝你睡好！”随后，钱瑗笑着离开了。 1997年3月，北京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凝满雾气。 钱媛仰卧在病床上，因脊椎癌细胞侵蚀无法翻身，后背褥疮溃烂露骨。 她让护工高举稿纸，颤抖的笔尖在倒悬的视野里划下，“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爸爸说我是‘穿炎黄背心的屁股猢狲’” 墨迹被突然涌出的血沫晕染，像一朵提前凋谢的玉兰。 1937年深秋，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橡木长桌旁，26岁的杨绛轻抚孕肚翻译《堂吉诃德》，钱钟书在卡片上画满女儿未来的小像，翘辫子、圆眼镜、啃书页的虎牙。 他们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媛”，美玉般温润，却不知这方美玉终将被命运凿刻成墓碑。 书页里的童年：钱媛五岁便蜷在父母书堆里认字。 当别家孩子玩布娃娃时，她给《围城》手稿画批注，方鸿渐的领结歪了，像爸爸被风吹乱的围巾。 文革期间，钱家三口挤在牛棚改造。 杨绛深夜偷藏半块馒头塞给女儿，钱媛却在油灯下用英文写，“今日学俄语动词变位，帮妈妈搓完三斤麻绳”。 1994年癌细胞初现时，钱媛正主持北师大“英语文体学”课程。 学生记得她总穿灰蓝布衫，板书时粉笔屑落满肩头，“语言是活的围城，冲进去时带着锁链，逃出来时披着星光。” 谁也未料，这句话竟成她人生的谶语。 1996年春，钱钟书膀胱癌恶化住进西院，钱媛肺癌转移困守东楼。 85岁的杨绛每日横穿长安街，背包里装着两份病号饭、三卷手稿、四本待校译著。 脊椎瘫痪后，钱媛拒绝母亲探视，“别让您记住我腐叶般的背。” 护工举稿纸的手酸麻颤抖，她仰面写下的字迹却工整如板书。 稿纸边缘注满小字，“此处应插1937年全家福”“爸爸的鼾声像管风琴”。 1997年3月12日，钱媛拨通母亲电话。 电流声嘶嘶作响，她听见自己枯叶般的声音，“娘，您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 听筒那端沉默如深海，良久传来杨绛的应答，“你且安心，爸爸和我都祝你睡好。” 弥留之际，钱媛用蜡笔画了穿红袄的娃娃，题款“1998年新春快乐”。 画中父亲拄杖而立，母亲鬓角簪花，这是她未能送出的新年贺礼，也是《我们仨》终章的扉页。 当杨绛握住女儿渐冷的手，隔壁病房的钱钟书突然睁眼望向天花板。 心电监护仪上，两条波动线以奇异的同步趋于平直，仿佛三十年代牛津小公寓里，三人共读一本书时均匀的呼吸。 钱媛葬礼后第37天，杨绛摊开浸着血沫的残稿。 在女儿“屁股猢狲”的段落旁，她补写，“阿圆走时带着狡黠的笑，像幼年偷穿我的高跟鞋得逞，原来死亡是她最后一场文体实验，把生离拆解成主谓宾，让死别成为不及物动词。” 2003年，《我们仨》出版时，扉页照片是钱媛儿时在牛津草坪追鸽子的背影。 杨绛在附录里夹入一片干枯的玉兰花瓣，墨笔小楷批注，此花曾落阿圆肩头，彼时她正笑说“我们仨要活成语法书里的完成时。” 如今北师大外文学院仍保留着钱媛的教案，泛黄纸页间夹着许多半透明薄纸，那是她病中誊写《我们仨》时垫在背下的药棉纱布。 阳光穿透纤维，墨迹如蝶翅脉络清晰可见。 第17页画着三口之家的金字塔结构图，箭头标注“爱是同位语从句”。 末行未竟的句子停在“爸爸的鼾” ，杨绛补全为，“爸爸的鼾声是永不坍塌的城墙，围住我们仨的春天。” 当游客在钱钟书故居触摸玻璃展柜，常错觉指尖传来沙沙书写声。 那或许是1997年北京春夜，一管倒悬的笔正在时间背面续写，“死亡不是句号，是我们合著的著作里，最绵长的破折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