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何绍周叫来副司令王伯勋说，自己去重庆一趟，部队就交给王伯勋了，兵团部的几百两黄金也都留下！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11月，贵阳城的天空低沉，国共战争进入尾声，解放军在西南战场节节推进，国民党的西南防线已是风雨飘摇，第19兵团作为在贵州的主要野战力量，本应承担防守贵阳的重要责任。   兵团司令何绍周出身黄埔一期，是何应钦的侄子，自幼家庭背景显赫，在军中也一路升迁，他手握兵团与第49军的指挥权，是当时贵阳军政的主导者。   战局愈发紧迫，贵阳外围各个防线陆续溃败，部队补给不继，士气低迷，在这样的情况下，11月中旬，何绍周作出一个决定，他通知副司令王伯勋，称自己奉命赴重庆处理军务，并将兵团的指挥权暂时移交。   当天，他向王伯勋交代了黄金的去处：兵团部还留有几百两黄金，原定用于第49军的军饷，暂由王伯勋负责转交，随后，他离开贵阳，前往重庆。   何绍周这一离开并不被军中多数人知晓，王伯勋是贵州人，出身本地黔军，长期在省内服役，曾任103师师长、第八军第82师师长、第39军军长等职。   抗战期间，他在滇西也有参战记录，此次接手兵团事务，形势已非以往，他知道留下的是一支缺乏补给的部队，以及一个随时可能被攻破的城市。   第49军的军长王景渊同样是贵州人，在抗日战争中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战争末期曾被调回部队，出任第49军军长，他与王伯勋私交尚可，此时面对相似的困境，也开始谋求出路。   王伯勋在接管兵团后，很快通知王景渊前来领取那笔黄金，用以安抚士兵，维持秩序，实际上，这笔黄金数量有限，面对全军上下数万人的需求，远不足以支撑长久作战。   兵团内部局势更加紧张，一部分军官倾向死守到底，也有不少人已做好随时逃散的准备，王伯勋并未轻举妄动。   他召集亲信稳住部队，同时着手评估当前局势，他很清楚，继续抵抗只会带来更大伤亡，第19兵团虽然名义上仍有两万余人，但装备陈旧，士兵缺粮，许多基层部队已经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云南局势也在发生剧烈变化，原定由第19兵团支援的云南反攻行动因贵阳局势不稳被迫中断。   王伯勋并未响应来自上级的增援命令，他选择静观其变，同时与王景渊多次会谈，商议未来的去向，两人都意识到，贵阳已无法守住，一旦被围，整支兵团可能全军覆没。   进入12月，贵阳外围的解放军进一步逼近，王伯勋最终决定率部起义，他在兴仁通电，宣布第19兵团停止对国民党的效忠，愿意接受改编，王景渊也在同一时间表态，带领第49军一同起义。   他们将起义书递交给解放军方面，并安排接收工作，部队在贵州境内移交顺利，没有发生激烈冲突，也避免了城市内部的混乱。   这次起义使贵阳得以和平解放，解放军趁机推进至云南边界，为后续接管创造了有利条件，第19兵团的原部队部分被整编进入解放军，部分转入地方建设。   王伯勋后来被任命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协助推进道路修复与基础建设，后又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王景渊则进入地方政协，参与政策协调与民生事务，两人都在新政府中找到了位置。   至于何绍周，他离开贵阳后未再返回部队，外界传言他带走了大量黄金与白银，抵达重庆后再转赴香港，之后他移居巴西种植橡胶，晚年旅居美国，在纽约病逝。   当年的几百两黄金如今已无人提及，但这笔军费见证了一个兵团的瓦解，也成为当时抉择时刻的重要节点。   贵阳未经历大规模战争便实现解放，第19兵团的选择为贵州局势的平稳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黄金虽不多，却成为命运转折的信号，也映照出那个动荡年代中将领们不同的道路选择。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何绍周